他胸有成竹地回击了齐桓公的恫吓，针锋相对地说：你虽然强大，若以德去服各诸侯小国，谁能够不服你呢？但是你如果强以武力来进犯我们楚国，我们楚国却有方城可以防守，还有汉水阻挡你。你兵力再强大，又有什么用呢？齐恒公听了屈完的话，后来只好退兵。诸如齐桓公代楚这样的事，据知后来在公元前624年和公元前557年时还发生过两次。其中一次是晋襄公派处父伐楚，另外一次是晋平公派荀偃伐楚，也都因为楚国有“方城”这种特殊的防御设施，都只好草草收兵。对这两次晋国出兵伐楚而后又因“方城”阻御无奈退兵的事情，《左传》一书中也都均有相关记载。

　　“方城”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特殊城池？为什么像齐和晋这样的强国在它的面前也无可奈何呢？

　　我国著名古长城研究专家罗哲文先生认为，当时楚国赖以抵御强敌而又能每每奏效的这种“方城”，即是我国古代最早出现的长城。他说，无论是齐桓公伐楚，还是后来的两次强晋伐楚。

　　“这些情况不仅说明了楚方城防御其他诸侯领国侵扰上的功能，而且也说明了方城不是一般孤立城市的城垣，而是连绵不断的城防，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工程。这便是长城的开始”。2

　　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从种种迹象看，长城的最初出现于我国古代，其实用功能首先是为了战争中的防御。春秋时楚国长城的出现，主要就是为了防范来自它的北部诸国如晋、齐、秦、鲁，郑的进犯的。1981年以后，经过河南、湖北等省区文物考古界和楚文化研究会等多方面的考察与踏勘，已证明楚长城的总长度大约近500公里。实际调查的结果与古代文献记载完全相符。

　　与古楚国长城的始建年代相比，位于山西高原上的古晋长城的出现则要晚出大约300年以上。其历史原因主要是由于春秋时期的晋国其四邻均是一些落后的戎狄部落或弱小诸侯。从军事方面来讲，自西周建国初期直至春秋时期中叶以后，大约500余年间，晋国基本上一直处在一个向外进行军事扩张的状态中。从某种角度讲，还有一个自然方面的原因，那就是晋国当时所处的地理位置，四周山河阻隔，天然封闭。一些具有能力与晋国进行军事抗衡的大国，如齐、楚、秦、宋等距离晋的核心地域又很远，即使意欲犯晋，碍于像太行山和黄河这样的天险屏障，再加上晋国本身已有的军事实力，这就可能成为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出现较迟的另一个原委。

　　较为准确地讲，我国古代长城在山西高原的最早出现，应该是在韩、魏、赵三家于周安王二十六年(公元前376年)彻底瓜分晋国之后。当时，魏国在山西高原的西南部隔黄河与秦国相对峙，赵国则将其军事扩张的目标基本指向塞北翟、代之地及太行山以东齐、燕的势力范围。韩国在当时的实力大不如魏、赵。在秦、魏、赵的强力夹缝中，它则不得不逐渐地避其身边的强敌，而将有限的军事力量施加于比它更弱的郑、宋一类的小国，渐次向东南方向发展，以至最后将其国都由山西境内迁出，定于太行之外和黄河以南的郑地(今河南新郑)。在韩、魏、赵这三个由晋派生出的新诸侯国的各国发展中，魏惠王十九年(公元前352年)，因魏国在此之前时曾经一度攻过黄河，占领了河西原来属于秦的一些领地，为了能永久保住这些地方，所以就有了发生于此年的“筑长城，塞固阳”3之举。据知这是战国三晋筑长城的最早记载，但其所建地理位置并不在山西界内，而是在今天陕西省洛水东岸一线。真正最早在山西高原范围内建筑长城的，应该是战国三晋中的赵国。史曰：赵肃侯十六年(公元前333年)，“围魏黄，不克。筑长城”。4这里所记载的两件事，实际上是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一件是讲赵肃侯十七年这一年赵国攻打魏国叫做黄的地方，没有攻打下来。后面筑长城则是指赵国在另外一个地方筑长城以防另有强国攻赵。根据当时赵所处环境分析，赵所攻打的魏国的黄，当在今山西南部沁河上游一带，而赵当年修筑长城的地方则应该远在今天山西北部忻定盆地的西北方一线。因为赵当时要时时提防秦对其西北代地的突然侵袭。根据有关方面近年来的考察，从今天山西兴县西北部的黄河东岸开始，向东经岢岚、五寨、神池、代县、繁峙诸县，直到山西东界的广灵与灵丘交界一线，沿着管涔山和恒山山脉伸向今河北境内，近500公里的距离内均有战国长城遗址与遗迹发现(其中从今阳方口开始向东，其走向基本与明代的内长城有所重叠)。这些战国时代的长城遗迹与遗址，应该而且也只能是三晋之中赵文化和赵历史的孑遗。韩，魏、赵三家分晋之后，特别是战国七雄的鼎立之势基本形成之时，赵国立足晋阳，据有今山西北部大片土地，其向西、北、东三面的军事扩张速度非常迅速。1979年以后，由国家文物局组织的中国古代长城遗迹调查的结果表明，战国时期赵国长城的分布地域及其建筑总长度在当时各诸侯国中，无疑是居于前列位置的。除了其初期在今山西境内的修筑，赵的长城约大多数则分布在今内蒙古阴山以南以及与山西隔河而望的陕北地区，还有恒山东侧的冀西地区。正像著名历史地理学家史念海先生在他的一篇有关古长城的调查报告中所讲的那样：“当时的赵国也和魏国一样，在今山陕之间的黄河以西拥有大片土地。现在宜川县西北就是赵国的定阳故地(《战国策·齐策》五)。而黄河以东，现在山西离石、柳林诸县附近，也是赵国当日的离石、蔺(《战国策·西周策》)、皋狼诸地(《战国策·赵策》)。”5在司马迁的笔下，同样记载了赵国的第六代国君赵武灵王(公元前325——前299年在位)在实行了他的著名的胡服骑射制度之后，又在修筑万里长城方面建立了业绩。史曰：“于是秦有陇西、北地、上郡，筑长城以拒胡。而赵武灵王亦变胡俗服，习骑射，北破林胡、楼烦。筑长城，自代并阴山下，至高阙为塞。而置云中、雁门、代郡。”此处引文中司马迁所说的高阙，位于今天内蒙古自治区境内库布齐沙漠西北处的杭锦后旗东北阴山山脉。

　　从高阙至今天的山西大同市的直线距离足有500公里以上，可见当时赵国长城的修筑规模何其宏伟壮阔。至于云中、雁门和代郡的地望，已确知其中有的在今山西与内蒙古自治区的交界地区，有的则完全处于山西省境内。

　　公无前221年，秦始皇赢政统一六国后，中华民族首次形成大一统局面。这位当时刚38岁的千古一帝在诸多国家大事中，首先想到的一件事就是将原来由秦、赵、燕等诸侯国分别修筑的长城联结为一体，以抵御来自于北方戎狄及匈奴部落的侵扰袭击。《史记·蒙恬传》中说：“秦已并天下，乃使蒙恬将三十万众，北逐戎狄，收河南，筑长城。因地形，用险制塞，起临洮，至辽东，延袤万余里。”后世人们习惯上所说的“万里长城”一词，罗哲文先生认为实际上即始于此。需要指出的是，秦万里长城中虽然有大约近半数的长度是利用了赵长城，但其所在位置却全在今天的内蒙古境内，当时山西境内的赵长城则可能均被命令予以拆毁。为什么秦要在西起临洮东至辽东这样一个长达万里的距离中统一修筑长城的同时，又要命令拆毁原来六国诸侯境内各自修筑的长城呢？原因据知是害怕在此之后再出现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的诸侯割据局面。这极可能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在山西境内极不容易发现战国时韩、魏、赵三晋长城遗址遗迹的主要原因。从各个方面看，西汉建立后虽然修筑万里长城的工程曾经呈现了更为庞大的气势，但仍然是在北部边疆秦长城的基础上予以增补加修，仍然是为了防范来自北部草原匈奴的侵扰。

　　近年来，在文物普查工作中，山西省有关部门在晋东北的广灵县曾经发现汉代长城遗迹。这是目前在山西境内发现的唯一一处汉长城遗址，使人倍觉珍贵。由此也引出一个问题来，那就是有关此过汉长城的修筑时间问题。在翻阅有关历史文献的过程中，我们首先在清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版的《山西通志·古迹卷》广灵县内容里，发现有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在当地直峪山修筑长城的记述。此处记述明确说到该处长城遗迹在清雍正年间还保存着，今人常常对地方志的记述抱一种怀疑态度。鉴于此，我们不得不再去到官修的《汉书》中去取得印证。果然，《汉书》在汉武帝元光五年有关内容中也有相关记载。史曰：是年“夏，发巴蜀治南夷道，又发卒万人治雁门险阻”。6无论从出动上万人的工程规模看，还是由其地理方位分析，人们都无法怀疑地方志中的记载和《汉书》的有关记述，以及当地遗址本身存在这三因素间必然的内在联系。

　　这种联系应该能够足以说明西汉长城确实在此存在的真实性。

　　如果再对西汉初期匈奴与刘汉政权在山西北部地区的军事对峙稍多一些了解的话，那么，对这种历史真实的理解或许就会更为深刻。例如，早在汉元帝后元六年(公元前158年)时，由于匈奴数万骑兵从山西北部长驱直入，西汉朝廷就曾“以中大夫令免为车骑将军屯飞狐，故楚相苏意为将军屯勾注”。7所谓“飞狐”，即飞孤陉或称飞孤口，其位置正在今天山西广灵县的东部；至于“勾注”即勾注山，具体位置也就在今广灵县往西的繁峙与代县一带。应该相信，今天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的广灵汉长城遗迹，正是当年西汉戍边军屯历史文化的物质遗存。

　　两汉过后，从三国直至隋唐之初，亦即从公元3世纪初到公元7世纪初，500年间中华民族又沦入了一个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战火纷飞的动乱时代。由于前后有数十个割据政权分布于大河上下与江淮流域，所以长城在战争中的特殊防御作用又在此时显现了出来。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几个南北朝时期的著名小朝廷，都曾在山西大地上多次大肆修筑过长城，其中北齐时期在晋西北的管涔山由北向南在关帝山西隅一线修筑的百余公里长城尤为突出。而在南北朝与东晋之前，建都洛阳的西晋司马氏政权为了抵御其西部羌胡民族和北部东西鲜卑人的不时袭扰，也曾有效地利用了秦汉时的长城设施与来自西北的侵略相抗衡。

　　关于山西境内历代所建长城的总长度，国家有关部门在作过勘察了解后，至目前已调查确认大约3400公里以上。南北朝以前的约为1000公里左右，其中绝大部分已很难找到遗迹。现在能够确认其遗址遗迹的古代长城，在山西境内基本上均是隋唐以后的遗存。而保存较为完好的部分，则几乎全是明代新建或重修过的长城。考古界与古建筑学界认为，长城这种中国古代特有的防御建筑，从东周的春秋时代开始，直至明朝建立，所经多数朝代均有修筑。通过对山西境内古长城的调查了解，事实也证明基本如此。虽然南北朝以前的古长城遗迹目前在山西已很难寻觅，但若征之于历史文献，有许多记载却是非常清晰明确的。如以有关南北朝时期北魏、东魏、北齐、北周在山西境内所修筑长城的记载为例。就极易得到。

　　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这是北魏时期政治作为仅次于孝文帝拓跋元宏的一位政治家。史载，在其执政的太平真君七年(公元446年)，他曾“发司、幽、定、冀四州十万人筑畿上塞围，起上谷，西至于河，广袤皆千里”。8罗哲文先生认为此处的筑畿上塞围，“即是从现在北京居庸关，向南至灵丘，再向西经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关而达山西河曲县。当时把这道长城称之为畿上塞围，是因为它环绕于首都大同的南面，用它来保卫首都之意”。9大同即当时北魏都城平城所在之地，灵丘、平型、北楼、雁门、宁武、偏头诸长城关隘均在今山西境内。可见，这条畿上塞围的大部分遗存地皆应在山西高原，这无疑便于我们今天的考察与寻求。

　　再如北齐文宣帝高洋，这是一位在他那个时代就被人们比作为夏桀和殷纣的残虐的封建帝王。虽然他在位时间仅仅只有10年，然而如若论及他横征暴敛与大兴土木的“业绩”的话，可以说他的所作所为绝不亚于秦始皇时的大修万里长城，以及隋炀帝开辟京杭大运河的残酷程度与巨大规模。根据历史文献中有关记载的显示，他在北齐天保三年(公元552年)时，就曾不顾冬天的严寒，亲自君临晋西北的吕梁山上，“次黄栌岭，仍起长城，北至社于戍，四百余里，立三十六戍”。10这段南北向的长城，大约北部起自今天的岚县一带，南部一直修筑至现在汾阳与离石交界处的薛公岭(亦即历史上的黄栌岭)之处。其历史遗迹至今仍能在一些地方偶然发现。天保六年(公元555年)，高洋又“诏发夫一百八十万人筑长城，自幽州北夏口，西至恒州，九百余里”。天保七年(公元556年)，又“自西河总秦戍筑长城东至海，前后所筑，东西凡三千余里，六十一戍，其要害置州镇凡二十五所”。天保八年(公元557年)，又“初于长城内筑重城，库洛拔而东，至于坞纥戍。凡四百余里”。11以上引文中古地名如恒州、总秦戍和库洛拔等均在今山西大同附近，坞纥戍则在今天平型关遗址的东北处。高洋死后，不到6年时间内，北齐连续就换了4位皇帝，至天统元年(公元565年)北齐后主高纬时，高纬竟又“自库堆戍东距海二千余里间，凡有险要，堑山筑城，断谷起障”。12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北齐时除了于塞北修筑长城之外，而且还曾在今山西阳城与河南济源间的太行八陉之一的轵关陉附近也修筑过数百里长城，以防御当时北周宇文氏的北侵。北宋著名史学家司马光笔下有关“齐诏司空斛律光督步骑二万，筑勋掌城于轵关，仍筑长城二百里，置十二戍”13的记载，即是史证。时当北齐河清二年(公元563年)春三月的时候。至清末光绪年间，当地人仍能见到这些古长城的遗迹。近年在山西阳城至晋城之间山区考察时，有关方面发现的所谓不明时代的长城遗迹，极有可能就是北齐时所筑长城的历史遗存。

　　北周是我国南北朝时期继西魏之后出现的又一个维持时间很短的短命政权，但在长城修筑历史上仍有自己的建树与记载。

　　如北周静帝字文阐，虽然他只是一个在位一年多时间的短命皇帝，当突厥寇扰并州时，他也于大象元年(公元579年)六月，“发山东诸民修长城”。14据知，这次所修长城原计划自雁门关一直修到碣石临海滨的地方，但不久由于隋国公杨坚篡权，北周灭亡，故未及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