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地理学知识萌芽很早，至春秋战国时代就已在许多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战国以后，逐渐形成传统的地理学，即“方舆之学”。明中叶以后，徐霞客等注重实地考察、探讨自然规律，开辟了中国地理学研究的新方向。不过，中国近代地理学是在西方近代地理学传入后才开始的。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地理学在自然地理学、经济地理学等方面都取得了丰硕成果。

　　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的产生和积累（远古～公元前3世纪）

　　中国古代的地理知识萌芽于远古时代，于春秋战国时期在地形、物候、水文、土壤地理、植物地理、地图和地理区划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并在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出现了不少精彩的论述。

　　中国原始氏族村落的遗址大多分布在河谷阶地，或依山傍水之处，如距今约六千年的西安半坡遗址就座落在渭河支流浐河阶地上，遗址建筑的门多向南开，表明已了解日照、风寒与方向有关。反映上古流传的一些认识的《尚书·尧典》中也有关于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的记述。

　　在公元前21世纪到公元前三世纪，中国的汉字已基本成熟，地形、地物已有了文字的记述和图形的表示，地理知识开始得到迅速增长和积累。

　　因为天气情况与农业生产有密切关系，所以中国先民自古注意天气的变化。殷代已有逐日记载天气的纪录，如甲骨文中保存有殷代文丁六年（公元前1271）3月20～29日的天气记录。已经认识的天气情况有晴、阴、云、雨、雪、风、霾等多种，且对于风和雨已有强度和方向不同的认识，如“大雨”“小雨”“大风自北”等。

　　当时历法还不完备，为不误农时，较多利用物候知识。《诗经·幽风·七月》记有蟋蟀活动、蝉叫、稻熟、草木掉叶等全年物候现象；《夏小正》载有全年各月的物候和农事活动，全篇400多字，是中国现存最早的物候专篇。

　　西周时召公曾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既然以“防川”来作比喻，可见对江河灾害的防御已经有了相当的认识。春秋时，楚国在孙叔敖领导下，引期思水（今河南省固始县）“灌雩楼之野”；战国时，秦国蜀守李冰主持修筑都江堰。这些水利工程的兴建，表明当时已掌握了地形和水文特点，以及测量地势高低的方法。

　　在气候方面，《吕氏春秋》一书记载了自公元前722年直到公元前479年，这200多年间的水旱的情况，载有雨、雹、雷、霜、雪等灾害共13次，因旱求雨24次等。

　　在地形方面，《诗经》中已记有山、阜、丘、陵、穴、谷、岵、冈、原、隰等10多种陆地地貌类型，洲、兆、厂、滨、澳、渚、浒、浦等10多种流水地貌类型；《管子·地员》篇将丘陵分为15种类型，山地分为5种类型；《周易·谦卦·象辞》中提到“地道变盈而流谦”，说明已认识流水的侵蚀和沉积作用；《诗经·小雅·十月之交》“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之句，指出了地壳剧烈变化所产生的地形。

　　周朝已知道植物有旱生和水生之分，并了解不同的环境中生长着不同的植物种类，《诗经》中有“山有榛隰有苓”“山有扶苏，隰有荷华；山有乔松，隰有游龙”等记录。《管子·地员》篇有一段专叙山地植物的垂直分布，自高向下为落叶松、山柳、山杨、榆枢等植被。

　　春秋时代末期的《考工记》第一次提出中国植物分布以淮河为界的思想；《诗经》中记载的100多种动物已反映其地理分布的差异性。《考工记》中还提出了中国动物分布的地理界限，“鹳鹆（即八哥）不逾济（指济水），貉逾汶（今大汶水）则死，此地气然也”。

　　相传在夏代或更早就已有表示山川等内容的原始地图。《尚书·洛诰》记载，周公在洛阳选建城址时绘有地图献给成王；《周礼》记有掌管各种地图的职官、专用地图名称，以及某些地图的内容。如由“大司徒”掌管的“天下土地之图”，可知“九州之地域广轮之数”，即可辨认九州范围的大小和“山林、川泽、丘陵、坟衍、原隰”的分布情形。

　　《管子·地图》更明确指出，军事指挥者必先“审知地图”，以了解“名山、通谷、经川、陵陆、丘阜之所在，苴草、林木、蒲韦之所茂，道里之远近，城廓之大小”。可见，西周时代地图的应用已渐增多，春秋战国时期地图已有一定水平，已按比例缩尺绘制地图。而测量的工具至少使用了水平仪、铅垂线、圆规和曲尺等。

　　《禹贡》是中国最早的区域地理著作，全篇1193字，由“九州”“导山”“导水”和“五服”等部分组成。《地员》是中国最早的综合自然地理著作，全篇2222字，综合地貌、土壤地理、植物地理等知识，较为系统和详细地把土地划分为五大类20多小类，形成了世界上第一个土地类型等级系统。它也是中国最早论述植物生态地理和土壤地理的专篇。

　　自人与自然的关系方面，《孟子·公孙丑下》提出“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的人定胜天的思想；《荀子·天论》主张“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夫是之谓能参”，即在与大自然斗争中，努力掌握大自然的规律来改造地理环境。

　　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秦至清中叶，公元前3世纪末～公元19世纪中）

　　中国自秦汉以后，基本上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统一国家，经济也基本是持续发展的，这有力地推动了中国地理学的发展。《汉书·地理志》等的出现标志着中国传统地理学的形成。

　　在以后近2000年中，中国传统地理学主要在疆域地理志、记述和考察国内与域外地理、地图、方志等方面取得了许多成果。同时，由于传统地理学的束缚，中国地理学长期停滞在描述的阶段，缺乏理论概括。

　　战国之后，中国古代地理知识经过积累，成为中国传统地理学，即明清时所谓的“方舆之学”。“地理”一词在中国最早出现在春秋战国时候。《周易·蘩辞》有“仰以观于天文，府以察于地理”之句。唐代孔颖达解释说“天有悬象而成文章，故称文也；地有山川原隰各有条理，故称理也”。西汉《淮南子·泰族训》明确阐述了研究地理的目的，即根据不同地理环境从事生产，以解决穿衣吃饭问题。

　　在东汉以前，有两部著名的区域地理名著问世《尚书·禹贡》和《山海经》。《山海经》中地理价值最大的是《山经》部分，其写作时代是汉代之前。它对黄河和长江流域及其以外广大地区的自然条件以“山”为纲进行了综合性记述。

　　《山经》总共记载447座山，先按方位分为中山经、南山经、西山经、北山经和东山经五大区，每一区又分成若干山系，每一山系都以方向道里把一个个山岳连接起来，对每一山岳都记述位置、水系、天然动植物和矿产资源。

　　《禹贡》和《山经》都是地理著作，但都未以“地理”命名，且体例也不相同。及至东汉班固著《汉书》，才出现了第一篇以“地理”命名的篇章，即“地理志”。它的出现标志中国传统地理学开始形成。

　　《汉书·地理志》是中国第一部疆域地理志，它由三部分组成，第一和第三部分基本上是转录前人的著作；最重要的是第二部分，这部分以疆域政区为主体，记述103郡（国）和郡所辖的1587县的建置沿革，以及户口、山川、物产和名胜等情况。这部以疆域政区的建置沿革为主的“地理志”，与以“陵陆水泽”或“山川原隰”为主的《禹贡》《山经》的侧重点已不相同。

　　中国古代地图学是建立在平面制图的基础上的，自战国到西晋是中国地图学理论的建树时期。已发现这一时期的地图有出自河北省平山县战国中山王墓的《兆域图》、出自甘肃天水放马滩秦墓的绘在木板上的战国末期地图，和出自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的地形图、驻军图等。在马王堆出土的地形图上，看到深水（今潇水）及其支流的水道大部分已接近于现在的地图。

　　西晋裴秀根据前人的实践总结出绘制地图的六项原则，即“制图六体”：分率（比例尺）、准望（方向）、道里（人行路径）、高下（高取下）、方邪（方取斜）和迂直（迂取直）。这六项原则是中国最早的制图理论，直到清初都为中国制图学者所遵循。

　　约在三国时期，出现了中国第一部专记水道的著作—《水经》，它继承和发展了《禹贡》的“导水”记载，由《禹贡》所记35条河流增加为137条，大大丰富了中国水系分布的知识，不过内容过于简略。北魏郦道元为了弥补前人的不足，把实地考察所得和前人著作中的大量有关记载汇集起来，完成了名著《水经注》。它记述的河流水道共计1252条，对每条河流的源流、脉络和所流经地区的地理情况及其历史事迹，都作了尽量详细的叙述，至今还有参考价值。

　　西汉王朝曾经多次派张骞等人出使西域。张骞和他的副使分别到了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乌孙、安息和身毒等地。《史记·大宛列传》和《汉书·西域传》就是根据张骞等人提供的材料写成的，它们是最早记载中亚和西南亚的地理专篇，对西域各国的人口、兵力、风俗、物产、城镇交通、水文、气候以及相互间的距离等都有所介绍。

　　东晋僧人法显于隆安三年（399）从长安出发，西行越葱岭，再南下到印度，在印度居住多年，然后取道海路经师子国（今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回国。《法显传》描述了他所到地区的地理情况，是中国古代关于中亚、印度、南亚的第一部旅行记。

　　东汉初年，光武帝“始诏南阳，撰作风俗”，这是中国官修方志的最早记载，并出现了已知最早的志书《南阳风俗传》。历史上保存下来的最早以“志”命名的志书，为晋代的《华阳国志》，以地记为主。

　　在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隋、唐、宋、元、明和清初时期，中国传统地理学在实地考察、地图、方志和沿革地理方面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明代中叶以后，随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中国古代地理学在研究方法和内容上出现了新的气象。

　　唐代颜真卿任抚州刺史时，在今江西省南城县的麻姑山顶上发现螺蚌壳化石，科学的认识到这就是沧桑变化的遗迹。北宋沈括在1074年进行察访时，见到太行山麓有“螺蚌壳及石子如鸟卵者”，于是断定此处是“昔之海滨”。他还进一步指出，太行山以东的大陆是由来自黄土高原的河流携带的泥沙沉积而成，对华北平原的形成做出了最早的科学解释。

　　唐僧玄奘继法显等人之后，于贞观元年从长安出发，西行到印度，遍游印度各地，17年后返回长安。他的著作《大唐西域记》对当时中亚和南亚的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山川地形、气候物产、交通道路、城邑关防、风土习俗、文化政治等情况和特点都有记述。

　　永乐三年（1405）以后，郑和等人七次出使西洋（今苏门答腊岛以西的北印度洋及其沿岸地区）。他们从江苏太仓出发，向南航行访问南洋群岛诸国，再经马六甲海峡进入印度洋，访问印度、阿拉伯和东非等地。在《郑和航海图》上绘有从长江口出发至非洲东岸沿途观测到的海岸线、港湾、山脉、岛屿、沙洲、浅滩、珊瑚礁以及所测海洋的深度等，并留下了郑和等人横渡印度洋的宝贵记录。

　　唐代地图学家贾耽绘的《海内华夷图》，“广三丈，纵三丈三尺”，该图在中国地图史上开创了以朱、墨两色分注古今地名的先例，此法一直为后人所沿用。宋代沈括绘有《天下州郡图》，南宋黄裳绘有《地理图》，还有刘豫阜昌七年在石版上所刻的不同方向的《华夷图》和《禹迹图》。《禹迹图》上有画方，“每方折地百里”。元代朱思本绘的《舆地图》长宽各七尺，亦有画方。此法在明、清两代绘制的舆图上也常见，画方遂为中国传统地图的特色。

　　明代中叶以后，由于资本主义萌芽，一些学者从事地理学研究，敢于突破旧的束缚，重视“经世致用”，自觉深入实际考察研究，使中国地理学前进了一大步，萌发出中国地理学实地考察、研究自然规律的新方向。主要代表人物是徐霞客、顾炎武、孙兰和刘献廷。

　　明代徐霞客从21岁开始出游，30多年的旅行考察取得许多居于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的成就。如他在《溯江纪源》中，以清晰的实测概念为基础，提出“计其吐纳，江倍于河”的论断，在世界上第一次比较了长江和黄河的流域面积。

　　明末清初，顾炎武严厉地抨击地理学研究中不务实际的空谈和议论，主张“君子之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并撰有《天下郡国利病书》和《肇域志》等。

　　孙兰在《柳庭舆地偶说》中、刘献廷在《广阳杂记》中，都指出过去的地理著作多停留在“记其事”的阶段，而缺少成因方面的探讨，主张要研究“天地之故”，即大自然的规律；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孙兰在论述地形变化，刘献廷在观察物候方面，都有精辟的分析。

　　从明万历到清乾隆的约200年间，是西方地理知识开始传入中国的时期。在16世纪，由于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以及哥伦布横渡大西洋到达美洲和麦哲伦环球航行等的推动，欧洲人的地理视野和知识向前迈进了一大步。他们对于地球形状、海陆分布以及世界地理的认识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

　　在欧洲殖民扩张的背景下，不少传教士来到中国，随之将先进的地理知识也传到了中国。影响较大的有意大利的利玛窦、艾儒略，比利时的南怀仁，法国的白晋、雷孝思、杜德美和蒋友仁等。

　　利玛窦于1582年到达中国，1610年在中国北京去世。他先后编绘出《坤舆万国全图》和《两仪玄览图》等，将西方的地圆说、地图投影和测量经纬度的方法以及关于五大洲的知识传入中国。

　　康熙四十七年至五十七年（1708～1718），康熙皇帝任命白晋、雷孝思、杜德美等人率领中国测绘人员完成《皇舆全览图》的测绘工作。他们完成的全国性的三角测量，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规定每200里合地球经线一度，海里1800尺，即每尺长度等于经线的百分之一秒，这种以地球的形体来定尺度的方法在世界上是最早的；他们还发现经线一度的长距不等。

　　乾隆二十五至三十五年间（1760～1770）蒋友仁等利用了中国学者明安图、何国宗等在新疆测量的成果和已有的地图、资料，编绘成（乾隆内府舆图》。蒋友仁在他编绘的《坤舆全图》上介绍了哥白尼的地动学说。

　　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清末以来，19世纪中至今）

　　鸦片战争（1840～1842）之后，中国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技术、富国强兵的呼声日益高涨，出现了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曹的《瀛环志略》。在洋务运动期间（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中国除兴办一些工厂企业外，还编译出版一些科学技术书刊，传播了西方先进的地理学知识。

　　1897年在上海创办南洋公学留学生班，地理课是所要讲授的课程之一。任教于上海南洋公学的张相文，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编著中国最早的地理教科书《初等地理教科书》和《中等本国地理教科书》，光绪三十四年（1908）又编出中国最早的自然地理学教科学《地文学》，为培养地理人才和促进中国近代地理学的兴起作出了重要贡献。

　　光绪二十二年（1896）邹代钧在湖北武昌创办舆地学会，学会译绘中外地图七百多幅，推动了中国近代地图学的发展。

　　宣统元年（1909），张相文、白雅雨等人发起成立中国地学会，它是中国地理学会的前身。地学会创办的《地理杂志》于1910年问世，所载论著以地理学方面的最多。中国地学会和《地学杂志》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萌芽时期最重要的组织和文献。

　　1920年以后，一些高等学校先后创设地理系或地学系，如南京的东南大学地理系、北平师范大学地理系，清华大学地理系、中山大学地理系、金陵女子文理学院地理系等。由竺可桢、翁文灏等讲授地理学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批近代地理学家。

　　这一时期较为重要的成果有：竺可桢的《远东台风的新分类》、《中国气候区域论》、《东南季风与中国之雨量》，翁文灏的《中国山脉考》，丁文江、翁文灏、曾世英的《中华民国新地图》，张其昀的《本国地理》，胡焕庸的《中国人口之分布》、《中国之农业区域》，王庸的《中国地理学史》，李旭旦的《白龙江中游人生地理观察》，任美锷的《建设地理新论》，林超等的《嘉陵江流域地理考察报告》和谭其骧的《秦郡新考》等。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后是中国近代地理学获得较大发展，并向现代地理学迈进的时期。有的学者认为50～70年代是中国近代地理学发展时期，70年代末至80年代为中国现代地理学开始时期。这几十年里，中国地理学在地理教育和机构、地理考察、地理研究方面都有长足的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