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史书寄国魂，春风化雨百年深。
　　体形环境有机论，凝固乐章中而新。
　　值此清华大学建筑学院隆重纪念已故梁思成教授百岁诞辰之际，写此拙诗拙文，深表缅怀。
　　我最初看到这位仰慕已久的大学者是抗战期间，我在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做学生的时候。记得是1941年，梁先生从宜宾李庄中国营造学社来过我们系两次。一次是作学术报告，讲中国建筑历史；另一次是评图。新中国成立前，我从武汉应聘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有幸追随先生并助理他办理一些系务和校外的事情。那时他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委员会的特邀代表。第一届全国政协是决定成立新中国的摇篮。从改建中南海怀仁堂作为这届政协大会会堂的设计，到人民英雄纪念碑定址和做设计，还有国徽的设计，国旗方案的初选等等具有特别重大历史意义的工作，梁先生重任在肩，异常繁忙。他在清华园住的新林院8号宅院的客厅，不但变成了这位建筑系主任的会议室，同时又等于主要来自全国政协的重大任务研讨方案和设计绘图的工作室，有时是夜以继日地忙着。他的夫人林徽因和建筑系的部分教师都是他完成任务的核心骨干。那一段难忘的时间，新林院8号客厅的灯光常是彻夜通明。往事历历，至今使我多了一层理解－－真的，一位“永远向前”的学术巨人的不朽贡献及艰苦历程，难道不也是一种文脉？清华大学建筑系初期，教师不多，主要来自（1）中国营造学社的学者，（2）中央大学建筑系和重庆大学建筑系毕业的青年，（3）中央美术学院的教师，而以营造学社和中大的人为多。除此而外，还有不定期的校外客座教授。那时教师之间习惯互称某某公，我们都称梁先生为梁公，称夫人为林先生（林徽因）。他们留下的那些闪光的、传世的足迹，应当称为“梁公文脉”。文脉是指有主旨、有依据、有论证、有影响，形成系统的一种学术思想或学派，而且有赞成者，也有不赞成者。梁公文脉博大精深，我实不敢为文，但出自缅怀与学习之忱，而抛砖引玉如下。

　　“中而新”的建筑创作思想

“文脉”这个词，近年在建筑界屡闻不鲜，不过都属就物论事。例如，围绕建筑风格的创新与继承，围绕某类旧城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的旧城保护与改造，围绕文物建筑、风景名胜及其保护范围的环境风貌关系，还有大学的建筑教学与理论研究方面都有所触及。“建筑是文化的一个有机部分”［1］。它不仅能够托物寄史，成为无字史书，而且还能托物寄情，从物境引入情境，有的甚至臻于意境，成为一种有体有形的、广阔的、深厚的艺术创造、艺术欣赏的凝固交响乐。梁公文脉包含着理论学说、经验积累都是依托他呕心沥血、鞠躬尽瘁，对无字史书、对凝固交响乐的探索、发掘、研究、整理、著书立说、开课授徒，并参与重大设计和城市规划等全心全力投入得来的结果。
　　梁公认为建筑除物质功能外，更重要的在于它是艺术。他说“建筑是人类一切造型创造中最大、最复杂、最耐久的一类。所以它能代表的民族思想和艺术更显著、更多方面，也更重要”［2］。同时“建筑的风格并不因材料、技术不同而失去其民族性”［3］。又说建筑的民族特征问题“总有一部分继续着前个时代的特征，另一部分发展着新生的方向，虽有变化而总得继承许多传统特质，所以无论是哪一样工艺、包括建筑，不论属于什么时代，总是有它的一贯的民族精神的”［4］。可见，“建筑是有民族性的”［5］，这一基本理念，始终像中枢脊髓那样贯通着梁公文脉。
　　以上梁公的这些论断，不但已为东西方各国的建筑历史所证明了，而且也是在理论上对全世界各国的文化发展前景，包括建筑文化在内的“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一个肯定。即使今后在经济、科技越来越全球化的同时，不同国家、民族、地区的文化也是“和而不同”的多元化。这是因为，民族的文化遗传基因是延续不断的。20世纪，梁公这位学术巨匠始终不渝地提倡“中而新”的建筑创作观。同时他和林徽因还形象地提出“学中文”，意思是只有学懂中国建筑历史，才能知己知彼，作好有中国自己特色的建筑创作。总之，历史是根本，历史是一条斩不断，把过去、现在、未来连起来的长河，建筑的创作实践要有理论，而理论的根基必定离不开对建筑历史的研究。显然，“中而新”是不割断历史根脉的现代创作实践之路。“中”是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基因遗传，“新”是无限而有序的现代发展。“中”与“新”的有机结合，才具有“和而不同”的建筑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欲知大道，必先为史”

　　中国古代建筑自成体系，独具民族特色，立足东方，为世界文化宝库增光添彩。梁先生尚在美国留学时就有志于中国建筑史学的研究。老前辈著名建筑大师陈植先生是他在美的同系同学，回忆说那时“除建筑设计外，思成兄对建筑史及古典装饰饶有兴趣，课余常在图书馆翻资料、做笔记、临插图”［6］。后来正是这位梁先生于抗战期间的1943年在李庄中国营造学社那样艰苦到难以想象的“四无”（无医院、无药店、无电灯、无营养品）环境里编写了第一部由中国人自己著的《中国建筑史》。20世纪50年代初，梁先生在清华大学建筑系讲这门课，我们年轻教师都去旁听，真是炉火纯青，讲得精彩。为提高教师对中国建筑史的修养，他很欢迎我们去听他的这门课。梁先生非常强调艺术修养，认为建筑、绘画、雕刻“三位一体”。因此他在系里还开中国美术史的课，并且出版了《中国雕刻史》的书。后来北京市属和部属的几个建筑设计院为了多学学中国建筑史，也请他进城讲课，有时是夜课。这门课用的就是1943年编写稿的油印本。现在正式出版的有收人中国建工出版社1985年版的《梁思成文集（三）》的《中国建筑史》。还有1998年百花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建筑史》单册。抗战时在李庄梁先生为赴美讲学还写过一部中国建筑史的英文稿。直到1984年由美国MIT（麻省理工学院）出版社出版了这部书，名为《图像中国建筑史》（The Pictural History of Chinese Architecture），并且获得了1984年美国建筑书刊出版梁思成英文原著，费慰梅编，梁从诫译［7］。《中国建筑史》采用“断代史”的编著方法。同时按建筑的不同性质、类型及木构、砖砌、石筑等各种构造方式或装修特色等进行论述，并且配合精美的插图和照片。插图照片主要来自中国营造学社长期的调查与收藏。当时学社调查的古建筑珍品有的今已全毁，所以有一部分图照成了无比珍贵的遗照了。
　　这部《中国建筑史》按照各个朝代的建筑分别论述，有很多朝代是一开始就讲城市规划布局，而不是抛开城市孤立地讲个体建筑或群体建筑。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代建筑与城市的整体有机结合是中国建筑史的一条非常重要的理论。这一理论源于中国古代“以礼治国”的城市建筑等级礼制，其中贯彻的从整体出发，主次分明，秩序有条不紊等等与现代城市的有机论相对照不无相似之处。
　　这部中国建筑史，传给后人的不光是建筑历史的文字阐述和图绘，而是同时深深地浸透着作者那种完全献身中国建筑文化的坚强意志与无私奉献和爱祖国爱民族的赤胆忠心。
　　1943年梁先生在李庄写中国建筑史的时候，费正清从重庆去看他。费夫人费慰梅回忆：“思成的体重只有四十七公斤，每天和徽因工作到夜半，写完十一万字的中国建筑史，他已透支过度。但他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和雄心勃勃，并维持着在任何情况下都像贵族一样高贵和斯文”。“晚上他的光亮来自那盏菜油灯。当时梁思成的颈椎灰质化病常常折磨他抬不起头来，他身穿马夹，下巴依在一只花瓶上，伏案作图（建筑史附图），为的是利用花瓶这一支点，承受头部的重量，减轻脊背的重负，画图时不断调节花瓶的位置，以便继续工作。而卧病的徽因身体较好时半坐在床上，翻阅《二十四史》和各种资料典籍，为书稿作种种补充、修改、润色文字。这种坚毅的精神深深感动了前来探望的费正清。他说：倘若是美国人，我相信他们早已丢开书本，把精力放在改善生活待遇上去了。然而这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国人，却能完全安于过这种农民的原始生活，坚持从事他们的工作”［8］。今天我们看到的印刷精良的这部《中国建筑史》千万不能忘记－－它是学术巨人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中华民族国难当头，他俩又贫病交加，生活及工作困难到难以想象的条件下，用自己的生命“透支过度”写出来的。
　　其次是对于历史名城保护和古建筑保护，梁公更是先驱，做出了不朽的贡献，而且泽被日本古都。
　　1．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美军大反攻轰炸日本本土，古都奈良、京都却平安无恙，所以至今日本人一直感谢“梁思成是日本古都的恩人”。原来梁公在美军大反攻前，从四川的李庄到重庆找了美军联络处，提出保护文化遗产，不要轰炸日本古都的呼吁被美军接受了。
　　2．1945年为了迎接抗日战争的战略大反攻（会同同盟军）梁先生在四川编写了一份《敌占区文物建筑表》，而且在地图上做出非轰炸区的标记。他还将这一资料同时转送一份给当时在重庆的中共代表团的周恩来先生。
　　3．1948年解放军兵临城下，包围北平古城时，中央即做出了决策：首先争取和平解放，万一非打不可，也一定保护古都文物的安全。住在城外已经解放了清华大学的梁思成教授的家中，一天有一位解放军代表来访，请他在地图上标出古都城内的重要古建筑，说宁可解放军多流血也要保护古城的古迹。北平和平解放后，接着即要南下解放全中国，解放军代表再去清华请梁先生组织清华教师编写《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及《古建筑保护须知》，印发给南下作战部队，使官兵知道保护古建筑文物。以上一些事例，等于说明梁先生是给解放军的大炮安上眼睛的人。1961年国务院公布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名单，有很多是参照《全国古建筑文物简目》作为蓝本的。
　　4．梁、林两先生四十多年前提出保留北京古城墙，并改建为环城绿带及城上公园的方案，未被采纳。其实这是个既保护又利用的两全方案。至今有不少人，包括我，认为拆城墙得不偿失。因为，一是北京古城墙以其特有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闻名世界，任何国家的古城墙均不能相比。二是城市的现代化规划，特别强调城区的再分区，用园林绿带作为既隔离又连接的分区方法是比较理想的先进的一种规划手法。
　　5．《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关于文物保护修缮规定的“修旧如旧”的准则，来源于梁先生对修缮西安小雁塔（唐）时的一次深入浅出的讲话，他说要这座塔“延年益寿”而不是使它“返老还童”。
　　几乎所有的史学家都关心文物保护，建筑史学家的梁公尤为如此。他对文物保护的事例很多，以上不过几件大的事例。
　　梁先生研究中国古建筑发展史，特别是他在中国营造学社在北平（1931年－1937年）和在李庄（1939年－1945年）的时期，一方面要跋山涉水不辞辛苦，深入穷乡僻壤去调查测绘实物，另一方面又必须深入探索古建筑的历史文献，或用以对照考证，或整理编著成文或成书，古为今用。例如他在营造学社在北平的六年当中对古文献研究最突出也最难的项目就是：完成了《营造法式》的注释。该书是北宋官方制定的关于建筑设计、施工的技术专书，李诫（明仲）编著，共三十六卷。原先这部罕为人知的重要历史文献，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为朱启钤先生偶然在南京图书馆发现。这部宋版原书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不少人的惊喜。然而它竟如一部“天书”，无人看得懂。梁先生到中国营造学社后决心要研究它。果然是这位永远向前的梁公，终于完成了《营造法式注释》这部书，把一部“天书”注释成为可以使人看懂的历史文献。这件事起先还有过这样一个缘由：早在梁、林两先生尚在美国的时候，他的父亲梁启超先生曾寄去朱启钤先生校订复印的《营造法式》（原是朱先生送给梁启超先生的），“天书”飘洋过海到了两位海外学子的案头。此外，梁思成先生根据清朝工部的工程做法和实例调查，还编写和出版了《清式营造则例》一书。这部书以阐述“官式”建筑的构件名称及各部分做法为主，并附有《清式营造辞解》、《各件权衡尺寸表》和《清式营造则例图版》与正文配合，供对照查阅。
　　历史是理论的基础，理论是指导创作实践的基础。清朝龚自珍说“欲知大道（理论），必先为史”。梁公正是这样留下了他的足迹。

　　城市规划的有机整体观

　　梁先生很早讲过“城市规划是建筑设计的延续”［9］。毫无疑义，这一立论等于从更大范围、更大角度强调“凝固交响乐”全部乐章的建筑艺术整体性。其实，梁先生的这句话不仅是出自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艺术大师实践的背景，而更是切合我们自己的实际。现代的城市规划包罗万象，属于多学科整体性强的一门综合设计性工作。其中除总体规划外，还需作许多不同专业的规划。因此“城市规划是建筑设计的延续”，现在仍可以理解为与建筑设计直接沟通的一项以建筑为主的专业规划。特别是我们的有些建筑教育和有些建筑师的设计，往往漠视城市环境的整体艺术关系。
　　梁先生致力于城市规划问题的研究很早。据梁、林两先生的美国好朋友费慰梅回忆：“由于史坦因（Clarence Stein）的缘故，思成开始阅读和思考城市规划，将这些列为他日后关心的重要课题。”这是1935年的事。史坦因是美国建筑学家和城市规划专家，那年来到了北京同林徽因和梁思成先后有不少交往［10］。梁的续弦夫人林沬女士也说：“他（梁）的视野从来没有局限于古建筑的研究。他始终关注我国新建筑的创作及城市规划这门学科的进展。”［11］
　　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遭到空前的极大的破坏。就在那残酷与破坏愈演愈烈的大战胜利前夕，欧美规划及建筑界的一些大专家大学者开始关注战后城市重建及城市规划新问题的研究。应该说，那时堪称城市规划学说理论发展史的一个重要阶段。首先是欧洲，其次是亚洲有很多城市在大战中被毁，包括一片片一无所存的废墟。战争带来的人类文明毁灭的教训，必定促使专家学者思考战后城市，特别是大都市的发展及布局该怎么办，他们尤其关注城市过度集中与疏散不够的种种问题。这个时期，梁先生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的重要文章，着重谈论了大都市现代规划的“有机性疏散”的新理念。文章说“最近欧美的市镇计划（即规划）都以疏散（decentralization）为第一要义”。“疏散不能散漫混乱”，而必须是“有机性疏散”（Organicdecentralization）。他并且展望我国城市发展，认为“我国将来市镇发展的路径也必将以‘有机性疏散’为原则”，“务使市镇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他在这方面讲的要点很明确。如（1）一个大都市的总体布局要成为多数小市镇－－区的“集合体”。（2）在分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既分割又连系而且又增多“居民游息之所”。（3）严格限制各分区内的“人口稠密度以及建筑面积，不使成为一个庞大的无限的整体”。“有机性疏散”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说到底正是大都市实现现代化应该实现的目标之一。“有机性疏散”对于大都市负担过重的旧城中心区而言，只能是减轻中心的负担，向外疏解功能、疏解交通和减少人口。否则所谓“大城市病”的非良性循环是难以改变的。梁先生还说“城市是人类文化综合的整体表现……是有体有形的环境－－体形环境”。欧美市镇“在工业化过程中任其自流发展所形成的紊乱丑恶的体形正是我们的前车之鉴”［12］。“体形环境”的概念首先是梁先生提出来的。
　　分区是城市现代规划的基础，用绿化地带作为隔离空间更是现代分区的最佳选择。前面梁、林两先生主张的保护城墙和沿城墙开辟绿带的北京旧城内外分区方案，更是一举数得。但是好事难成，遗憾难免，往往也是历史的一个方面。北京元大都土城遗址绿带公园（元代的北城墙和西城墙），南京明城墙绿带公园，包括雕塑公园，西安明城墙的环城公园都属于类似的分区绿带。不过这些都是孤立的城墙绿带，因为没有结合分区达到凝固交响乐的整体的完美。世界文化遗产的平遥古城依托城墙和丽江古城依托狮子山作为分隔带，确实是古城古，新城新，古不离新，新不压古。
　　住宅问题是战后重建工作中直接关系百姓生活“安居乐业”及“身心健康”的大事（梁文）。梁、林两先生特别是林先生更是专门研究住宅问题的，她为清华大学建筑系开这门课。住宅建设密切结合城市规划，所以梁先生在文中又提到政府要立相应的法：一要控制地价，二要保护分区绿带，三要控制建筑式样（风格）。这些卓见在今天尤为重要。
　　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初期，本着系主任梁思成教授的办学计划，着重开设了“市镇计划”（即市镇规划）系列专题讲座的课。特邀校外教授、学者、专家分别来系讲授，包括北京城市历史发展、城镇规划基础、城市交通、市政工程、城市绿化等专题。显然，这样的系列讲课符合城市综合性强，囊括面广的实际。
　　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取得成绩的伺时，也经历过不少坎坷。诸如：城市“规划规划墙上挂挂，不如领导一句话”，“三年不搞城市规划”，城市住宅建设“见缝插针”等，甚至连国家城市规划的主管部门、规划设计院、所均被撤消等等。后来全国陷入文化大革命的动乱，城市规划就更彻底被否决得一干二净。本来文革前国家城建主管部门曾经提出过的“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压缩大城市城区、控制近郊区、发展卫星城”等方针原则，不但一直不能很好地落实，反而大城市愈加膨胀。梁先生等提出“开辟新区，保护古城”的建议一开始就没有被采纳，然而他主张的其中“有机的疏散”的真知则是长存的。
　　由于种种原因，梁公关于城市规划的声音，以后就不大听得到了。……一代学术巨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折磨而离开了人间。梁公的著述很多，现在也已成为我们的重要文化遗产。
　　愿这位永远向前的崇高的人留下的“梁公文脉”永远闪放光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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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1］林洙．开拓者的足迹．见：建筑四杰．67
　　［2］梁思成．凝动的音乐．百花出版社，1997．47
　　［3］同［2］，105
　　［4］同［2］，47
　　［5］梁思成．梁思成文集（四）．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86．107
　　［6］梁思成先生诞辰八十五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86．3
　　［7］同［1］，61；梁思成．图像中国建筑史．百花文艺出版社，1991
　　［8］［美］费慰梅．林徽音与梁思成．322－323
　　［9］林宣．梁先生建筑史课．见［6］，99
　　［10］同［8］，302
　　［11］同［8］，252
　　［12］同［2］，2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