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天林

一

据《山海经·海内西经》之“西次二山·高山”中云：“泾水出焉??其木多棕，其草多竹。”这里的“泾水”即今天六盘山脚下泾源县境内泾河的水了，由此可推断这里的“山”必是六盘山无疑了。
《山海经》成书于汉代，因此，可以说，至少在汉代，六盘山还是个树木遥遥，竹草萋萋的好地方，那大概是得自于泾水滋润的缘故吧。边塞诗人王昌龄在一首诗中写道：
蝉鸣空桑林，
八月萧关道。
出塞入塞寒，
处处黄芦草。
诗中的萧关，位于六盘山下，是古代著名边关。这种对于“空”与“寒”的独特感受可能是由于北方秋天所形成的真真切切的地域及气候特点所引起的。但至少我们还是可以感受到桑林和黄芦草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六盘山的生态环境应当不会太差。
即使到了元代，一代天骄成吉思汗跃马扬鞭征伐西夏路过六盘山时，也着魔般地被这一派秀美、一山浓荫、一处生态乐园深深迷住了，竟在戎马倥惚之际决定筑宫避暑。最终把自己走南闯北的五尺之躯永远地留在了六盘山的清水营。这一个真实的历史故事从一个侧面说明了六盘山的自然景观还是相当迷人的。
在毛泽东看来，“只识弯弓射大雕”的成吉思汗是个马背上的英雄，他的一生不会留下什么低吟浅唱之类的东西，即使在六盘山上的那段日子里，也大概不会产生诸如“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的独特感受的。但我们从这个故事中还是能略略感知当时的六盘山诱人的魅力和韵味。
《汉书·匈奴传》中记载了阴山“东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兽”。侯仁之在《乌兰布和沙漠的考古发现和地理环境的变迁》中认为，贺兰山和阴山之间的乌兰布和沙漠北部，是著名的“屠申泽”和汉代临戎、三封、窳浑三城所在地，当时，这里不仅不见沙漠踪影，而且是汉族移民屯垦的重要地区。
敕勒川，
阴山下，
天似穹庐，
笼盖四野。
天苍苍，
野茫茫，
风吹草低见牛羊。
这首著名的《敕勒歌》产生于北朝时代，歌中所描写的画一般的地方就是内蒙古阴山及周围的大草原。从这首民歌中我们知道，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阴山周围的自然环境具有悠悠的魅力和迷人的情态。要不怎么会产生千年不衰的《敕勒歌》呢?六盘山在贺兰山以南，阴山在贺兰山以北，上面的记述暗示我们，作为生态环境链条之一环的贺兰山，它的自然景观和森林植被，同当时的阴山、六盘山一样，应当是原始而情韵幽深的。
大约在二十年前，在贺兰山海拔约1680?2180米的坡地上，发现了六处炭迹。经同位素碳-14测定，它们的时间在距今约2090?4000年之间。其中，在海拔1680米的新柴沟渠门发现的炭核，经测定为针叶林木炭，距今约4000余年。我不知道碳-14同位素法在确定时间的同时又是如何确定树木的种类的。今天的贺兰山上也有一些油松针叶林，主要生长在海拔2000米以上的地方。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这实际上也就意味着在4000年前，贺兰山针叶林分布在低中山区，海拔比现在低了将近400米。
贺兰山上现存的森林一般为次生林，个别的地方如苏峪口附近还有少量的原始森林，它们是贺兰山上古代植物的直系后遗，是把古代的繁荣和当代的生命梦想连接在一起的重要纽带，炭迹的存在，表明贺兰山在汉代以前曾多次发生过大的火灾，这是贺兰山上曾经有过茂密森林的重要物证。
在贺兰山，岩画分布广泛，这些古代人类的艺术杰作是对自然世界的直接摹写。在那些具有梦幻意识和巫术色彩的悠然写意中深刻地传达出了远古居民对美好世界的具有现实主义性质的表达。岩画刻在山崖上，在苏峪口、回回沟、二龙山，或者是在黑石峁、贺兰口、骆驼泉等地，都留下了古代狩猎者或游牧民的艺术遗存。
岩画的内容有飞禽走兽、家畜人面、自然山水、狩猎场景、游牧生活、舞蹈表演等等，它们无不抒发着古代社会人类的思想动态和艺术情趣。关于贺兰山岩画及其深刻内涵，我也许会另外写点什么。在这里我想说的是，岩画中丰富的动物遗形暗示了古代社会贺兰山及周边地区具有繁茂的植被，众多的动物种群和良好的生态环境。要不然那些凿刻岩画的古人们怎么能够长时期悠游在此山此水之中呢?要不怎么会有长存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岩画艺术呢?从这个角度看，岩画是远古世界历史的真实记录，也是远古自然生态的间接反映。

二

从5000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到公元前200年的秦朝，贺兰山周边地区的人类仍然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主要的民族有猃狁、羌戎、匈奴、西戎等。《史记·匈奴列传》是这样描写他们的“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攻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铤”。由此可知这个时期贺兰山一带的游牧文明是相当发达的，而尚武的习俗也是很浓的。据说周武王灭商纣时，他们还给周武王制造过战车呢。这是从青铜时代进入黑铁时代后人类社会最杰出的作品，它们大概是当今人类社会装甲车和坦克的老祖先吧。这也意味着制造战车是贺兰山周围地区的一项有久远传统的技术。
《史记》称，西周之被西戎所灭，秦人之多次被西戎所败，正是西戎军事力量强大的表现。司马迁是汉朝人，书中记载的历史离他的时代不是太远。因此，他的记录应该是史笔。而西戎正是古代游牧在贺兰山一带的少数民族。
这些“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没有固定的住地，一般而言，他们对森林和草原植被的破坏是十分有限的。据陈明猷《宁夏历史人口状况研究》，宁夏北部地区，在西汉时，人口达到五万五千多，到东汉后期，经过羌族起义及其他一系列动乱，人口下降到不足万人。历经魏晋南北朝，到唐代最繁荣的天宝年间，长达五六百年的时间，人口也只回升到六万余人。宁夏北部土地面积为四万三千八百平方公里，以唐代最高人口数计，每平方公里人口密度也只有1.42人。如此低的人口密度再加上如此简单的生活内容，对森林植被的破坏也还是有限的。人对自然界的影响还不至于造成生态平衡的失调，这种破坏仅仅是局部性的，局部性的损伤就像健康人身上的小伤疤一样，当会很容易自愈的。
据《史记·匈奴传》记载，卫青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失地，得胡首虏数千，牛羊百余万。河南即今天的河套地区，当然也包括贺兰山以东的广阔地带。从这里我们大致可以想像草木是何等茂盛，游牧文明是何等的发达了。
至东汉末年，社会动荡，诸侯割据，中原上空硝烟弥漫战云滚滚的时候，这里仍然是一派恬静的草原风光，用“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来形容应该是很恰当的。
即使是今天，在贺兰山下的莽莽坡地边缘也能看到牛羊成群、骆驼依旧的动人情景。如果哪一年能下几场好雨，荒野大漠很快呈现出一种生命可亲的美色。荒草萋萋，微风阵阵，《敕勒歌》中“风吹草低见牛羊”的远古风貌至今可感。
当然，时间的流逝终会带来自然世界的疲倦和衰微，即使是山，即使是地，即使是遥远的宇宙，均不能幸免这一必然的命运安排。但从贺兰山缓缓升起和悠然沉落的一举一动中，我们仍能感觉到它那犹在的风韵和旷世的魅力。因此，我敢断定，在北朝时代，贺兰山下的这块土地肯定会像《敕勒歌》中所描写的那样充满了悠悠的青春活力和娇媚动人的淳朴情态。
《汉书·匈奴传》第九十四卷是这样描写贺兰山周围的景色和物产的：“水草丰美，土宜产牧；牛羊衔首，群羊塞道。”著名地理学家郦道元至此，所见到的还是一派“桑果余林，立于洲上”的美丽风光呢。
那个时代，正是那些零星散布在极深极远的蓝天白云下广漠大地上的北方少数民族悠然自得地生活着，他们骑着枣红马，赶着一群群羊或牛，游牧在这一片草地或山林上，饮着西天飘来的黄河水。那个时候的黄河肯定相当清冽，在秋末的夕阳余晖里闪着冷冰冰的光泽。这种水体的清纯和游牧民族与北方大地同呼吸共命运的感性音质融汇在一起该会产生相当强烈的共鸣吧。
在唐朝的《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关于贺兰山有这么一句：“山有树木青白。”这是古文献中第一次对贺兰山森林植被的直接记载。对这句话一般有两个相差不甚太远的理解，一种观点认为在夏秋之际金色阳光的照耀下，阳坡和阴坡的树往往呈现出青白两色相间的自然景观，那应该是从远处眺望才会得到的视觉效果。另一种观点认为在今天已是荒山的浅山区，深绿色的油松和浅绿色的山杨、白桦混交生长，显示出青白斑驳的色彩。这两种理解的共同点是都揭示了在唐代时贺兰山的森林植被还是相当茂密的。下面的这首诗也许能帮助我们理解这一点。
贺兰山下果园成，
塞北江南旧有名。
水木万家牛户暗，
弓刀千骑铁衣明。
在唐代的诗人群中，韦蟾算不上是有名的一个，但他在这首叫做《送卢藩》的诗中写到了贺兰山，想必他是到过宁夏平原的。在韦蟾的笔下，贺兰山周围的土地无疑是一处北方的乐园了。在这个丰腴的横流着白色乳汁的地方肯定会留下无数征夫的热血和深闺的梦想。因为从王维(唐)的《老将行》(“贺兰山下阵如云，羽檄交驰日夕闻。”)、卢汝弼(唐)的《边庭冬怨》(“朔风吹雪透刀瘢，饮马长城窟更寒。半夜火来知有敌，一时齐保贺兰山。”)、岳飞(宋)的《满江红》(“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及张居正(明)的《塞下曲》(“九月西风寒草残，胡沙黯黯点征鞍。一声羌笛吹关柳，万卒雕戈拥贺兰。”)等人诗词中看出，在古代社会，贺兰山在军事方面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这是一个将边塞风光与水乡景色融为一体的人类的伊甸园。韦蟾对那个时代贺兰山东麓自然景观的现实主义描写在一定程度上启示我们，当时的贺兰山具有丰富的森林资源和良好的涵养水源。这金色果园肯定是由于贺兰山上长流不息的清水默默滋润的缘故，因为在唐代，由于生产力水平的低下和技术的落后，人们是很难把黄河的水引上更高的贺兰山东麓的。在那个时代，贺兰山东缘的宁夏平原已呈现出一派典型的“塞北江南”的自然风光了。
下面一段文字对我们了解“塞北江南”的形成也许会有一定用处：
“南北朝200年间，宁夏政局相对稳定，农田水利得到恢复发展，人口再度增长。北魏(鲜卑族拓跋氏所建)曾将前来归附的柔然族万余户和敕族数万人安置到高平镇和薄骨律镇(这两镇后来分别改为原州和灵州，均在今天宁夏境内)，又于今永宁县境内立弘静镇，徙关东汉族人口以充屯田，所以也称之为‘汉城’。”(引自陈明猷《宁夏历史人口状况研究》)“北周时继续组织向宁夏北部移民。建德三年(公元574年)，迁二万余户于夏国丽子园旧址。建怀远郡(今银川市的前身)。宣政二年(公元579年)，北周攻取南朝陈国的徐州，迁徙陈将吴明彻的部众三万余人和其他江北及淮南的居民到灵州。由于这批迁入的‘江左之人崇礼好学，习俗相化’，竟使‘本杂羌戎之俗’的灵州风尚为之大变，终于使宁夏地区第一次获得‘塞北江南’的美称。”(引自陈明猷《宁夏历史人口状况研究》)以上引文实际上揭示了军事征伐和文化渗透对于古代社会的融合与发展都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公元1038年。党项族首领李元昊称帝建立大夏国(西夏)，引起宋辽两国的强烈不满，并先后进行了军事干预。1040?1044年，宋夏、辽夏之间多次进行战争，但都以西夏胜利告终。1040年辽兴宗亲征西夏，战争波及贺兰山北。据《宋史·夏国传》载，夏军后撤三次，“凡百余里矣，每退必赭其地，辽马无所食，因许和”，夏军乘机反攻，大获其胜。从这次战争使百余里草原化为灰烬一事可知，贺兰山以北如今已生命稀少的荒漠化地带，在11世纪中叶还是一望无际的林草莽莽、生机勃勃的草原风光。
定都兴庆府(今银川老城)的西夏国视贺兰山为“神山”，那是因为贺兰山在那个时候还是一个绿色盈盈的生命乐园的缘故。要不然李元昊怎么会在贺兰山上大兴土木，营建离宫别墅，把这里当成游猎宴乐、会盟议事的皇家林苑呢?要不然西夏王陵怎么会构建在贺兰山东麓几乎40平方公里的原野上呢?
《西夏书事》卷十八写道：西夏天授礼法延祚十年(1047年)，开国皇帝元昊“大役丁夫数万，于山之东营离宫数十里，台阁高十余丈，日与诸妃游宴其中”。据明《弘治宁夏新志》卷二载：“避暑宫，贺兰山拜寺口南山之巅，伪夏元昊建此避暑。遗址尚存。人于朽木中，尝有拾铁钉长一二尺者。”近几年的考古调查中，在贺兰山发现了多处西夏建筑遗址，如大武口的“李王殿”，大水沟的“昊王宫”，西峰沟的“皇城”，插旗口沟的“避暑宫”，滚钟口青羊骝的“卫国殿”及贺兰沟口、拜寺口和镇术关沟的“皇城台子”等众多遗址。这些遗址有的位于山口，有的深入山腹，规模大小不一。这些沐浴了大约十个世纪风风雨雨的古代遗存在盛夏的阳光中依然深睡不醒，它们大概是贺兰山中最能启发人们历史感悟和怀旧情绪的东西了。
如此之多的建筑群体广布于贺兰山中，可以想见当时贺兰山林木葱茏的美好景色，那肯定是一个山清水秀，绿意融融，生命殷殷可及，销人魂夺人魄的绝妙去处。否则，数十里之地的离宫、十余丈之高的台阁怎么会营建于荒芜贫瘠的山峦之地呢?古代中国有句谚语，叫做“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用这句古老谚语来比喻成吉思汗征灭西夏时对贺兰山植被生态的进一步毁坏应是很恰当的。公元1227年，西夏亡国，同时遭到毁灭性破坏的还有西夏都城兴庆府、贺兰山的西夏宫苑及西夏陵园地面建筑。
从1227年兴庆府被毁，到1261年元世祖置行省于中兴府，给贺兰山的植被提供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兴庆府虽说失去了昔日都城的地位，元朝统治者还是很重视贺兰山的佛事的。据《元史·泰定帝记》记载，泰定4年(1327年)，泰定帝之孙铁木耳“修佛事于贺兰山及诸行宫”。这里的“行宫”到底指哪里，目前还不甚清楚，但如果贺兰山被破坏到无以成景的话，这个皇家的“行宫”大概是不会存在的。
回溯过去，历史留给我们的记忆是模糊的，它那明显苍老的声音穿过云遮雾罩的时空，真正渗入我们意识中的实质性内容还有多少呢?我们又能够从中得到哪些深刻的启示呢?在当今的社会，我们应更多地关注一下这些事情，我想这才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