梵蒂冈所藏中国清代长城图 - 先前研究

梵蒂冈所藏中国清代长城图
时间：2009-12-24 浏览:次 处理 SSI 文件时出错
    翁文灏在1930年发表的“清初测绘地图考”中说：“据一七三六年法国杜赫德（Du Halde）著《中国地理志》序中，记述康熙帝先命天主教耶酥会各神父，先作北京附近地图。。帝亲自校勘，认为远胜旧图。乃命测制各省全图。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四月十六日开始工作，由白晋（Joachim  Bouvet）、雷孝思（Regis）、杜德美(Jartoux)诸神父，先从长城测起。白晋二月后即病，余二人继续工作，至一千七百零九年一月十日返北京，绘成一图，凡长城之各门（共有三百个）各堡，以及其附近之城寨河谷水流，均行绘入。”[1]自此以后，法国传教士白晋等人画了一张长城地图的说法，被许多撰写中国地图史的作者所沿用，诸如王庸《中国地理学史》（1938）、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1973）、金应春与秋富科《中国地图史话》（1984）、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1984、）卢良志《中国地图学史》（1984）等。其中陈正祥因得知梵蒂冈藏有一幅长城图，遂将梵蒂冈图与白晋图作了“联想”[2]。也许类似的联想影响了金应春与秋富科，他们在书中写道：“据称在意大利罗马教廷图书馆尚存此图（白晋图），长达5米，图中方位为上南下北。”[3]

    意大利罗马教廷图书馆确藏有一幅长城地图。瑞典斯德哥尔摩1956年出版的《Imago Mundi》杂志第13号中，有署名Meijer的文章一篇，题为“一幅中国长城图”，附复印图[4]。Meijer称此图见于梵蒂冈图书馆博吉亚（Borgia）汉文手稿收藏处，横幅，宽22.3厘米，总长3.35米图中方位上南下北。从此图的绘制手法上看，为典型传统中国画式，毫无西洋技法，不像出自耶苏会士之手。按当时康熙看重白晋等人，主要是赏识他们的测绘新法。如果把这幅尚无比例概念的旧式地图与白晋联系在一起，显然不妥。翁文灏在1930年引用杜赫德原文时，并不十分准确，尤其漏掉了“确定……著名的长城的确切位置……这也有助于确定以长城为界的北方各省毗邻地区的经度”这些重要的话[5]，致使人们忽略了白晋工作的特点。梵蒂冈藏长城图的照片亦见于中科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地学史组所主编的《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22页，但文中未对图的出处作出说明，只说这幅“长城图何时为何人所绘，待考”[6]。

    北京大学历史系李孝聪曾于1994年在梵蒂冈亲见此图。图为手绘彩色绢底横卷，着色之法乃“黄为川（黄河），红为路，青为山”，为明以来习用方法[7]。据Meijer所附图可知，图分十三帧，所绘长城西起嘉峪关，东迄大同。自嘉峪关至神木一段内容较祥。随长城延绵，罗列大小镇堡183座，并写上名称、标出道里远近。沿途河流走向、山岭分布、均描绘得当。在要紧之处，附有简短题记（约七、八十条，但大同至山西黄河一段全无题记），指出驻军数目、“西夷”名称等。长城之外以及祁连山南，绘有草滩、湖沼、井泉，以及“夷番”毡帐驼羊、狩猎嬉戏等生活图景。长城内线，仅城堡而已。图面基本是上南下北，但因长城总中横贯画面，故宁夏一段约为上东下西。

    Meijer在文章中对这幅长城图做有简略考证，主要结论是正确的。今在该文基础之上再做些介绍。

    先说时代背景。Meijer主要是根据图上题记中有“副将”一名，而将图断为清代。他认为清初驻守长城沿线的主要是绿营兵，绿营官职名称基本袭用明代旧称，但把明时的“副总兵”改称“副将”。按副将一名的确主要用于清代，但明代并不是绝对不用，例如《明经世文编》卷465陈懿典《择用边吏疏》中就说：“今日九边，文吏有各道有府州县正佐，而总统于巡府。武吏有副将有参游提调守备，而总统于大帅。”再如梁份《秦边纪略》卷一在西宁边堡下也提到“明副将李魁御夷于王沟儿峡……副将达云追夷于涅耳朵峡”。不过图记中还有“嘎尔旦”（即噶尔丹）一名，其人为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著名首领，康熙前期曾多次兴兵叛乱，终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兵败昭莫多，遂即身亡。Meijer根据“嘎尔旦”一名的出现，并结合图面内容明显侧重西部地区的特点，推断此图为1680—1700年间平定噶尔丹之乱时清延兵部所制。这一推断大体不错。

    Meijer对长城图的研究没有参考梁份的《秦边纪略》，而《秦边纪略》恰恰是在噶尔丹与清廷对峙时期而写成的西部地理名著。将长城图中的一些题记与《秦边纪略》稍作比较，不难发现相合之处。例如：
    长城图题记：
    ?\??口外有嘎尔旦下经守添巴之彝
    麦力干（  ）手子滚不插汗带领
    部彝在此游牧，时常游近桦林川。滚
    不插汗系嘎尔旦彝，麦力干（  ）
    手子系嘎尔旦裔
    《秦边纪略》卷二：
    黄城儿在（凉州）西南三百二十里……今黄城儿为麦力干所住牧。
    《秦边纪略》卷三：
    摆通河亦谓之摆大川…河在甘州西南二百一十里，?\??口南百余里……河今为滚卜插罕游牧。
这里说的“麦力干”、“滚不插”（滚卜插）都是住牧在祁连山南部的“黄番”头目。“添巴”是指“夷人”（噶尔丹等西部蒙古）向“黄番”、“黑番”征敛的豆麦青稞，牛羊驼马。?\??口为河西走廊南部山地孔道之一，位于甘州（张掖）西南。当时祁连山地为番夷之“渊薮”，“其黑番、黄番在各边堡者，则已纳夷添巴，非可得而巨民者矣”。而且“黄番藉夷声势”，常掠边堡，杀伤官兵[8]。故长城题记称麦力干、滚不插都是“嘎尔旦彝”。再看：
    长城图题记：
    东大山后倚巴喇山有贼彝罕顿并额儿得尼合首气在游牧不定
    《秦边纪略》卷二：
    破古城在（凉州宁远堡）西北三十里，坤都鲁，今罕顿、尔鼎合首气所住牧，在昌宁之西。
    倚巴喇山亦写作亦不剌山（即今之雅布赖山），位于凉州（今武威）西北方向。破古城也在凉州西北。所以，长城图题记与《秦边纪略》所说“贼彝”罕顿和额儿得尼合首气（尔鼎合首气）的住牧地域完全相同。
    长城图在贺兰山外侧（也就是西侧）有一条题记：
    祝囊台吉……游牧
    《秦边纪略》卷一：
    贺兰山后之夷祝囊、老藏、克气三台吉住牧。
    以上几个例子说明长城图题记的作者与梁份基本为同时人，两人对河西地区“西夷”情况的了解也很相似。长城题记的作者对“西夷”情况的悉知，还可以从另几条题记中看出：
    西水关口外有达赖台吉的侄儿滚卜
    八兔儿台并予额儿得尼额力
    克哈在口外游牧
    金塔寺境外三叉河□□有赛音罕下
    部落□□台吉六个头目时来
    游牧
    嘉峪关西境外有□□台吉地方有古
    劳藏滚卜兄弟嘎尔旦多尔
    吉在……境外游牧

    达赖台吉一名也见于《秦边纪略》。而劳藏滚卜，即罗卜藏衮布，系厄鲁特蒙古和硕特部鄂齐尔图车臣汗之孙，噶尔丹妻阿奴之弟。康熙十六年（1677年），噶尔丹攻杀鄂齐尔图车臣汗后，罗卜藏衮布迁居近边，并娶喀尔喀土谢图汗之女为妻，互为犄角，共同对抗噶尔丹。嘎尔旦多尔吉（噶尔丹多尔济）为土谢图汗长子，长城图题记将其称作罗卜藏衮布的兄弟，十分正确。

    既然长城图所侧重的地域和题记的内容均与《秦边纪略》大致相合，那么其编制的时代背景也可以参考《秦边纪略》而得知了。据《广阳杂记》，《秦边纪略》著于康熙三十年（1691年），是时噶尔丹已逾杭爱之山东犯喀尔喀，其虎视眈眈天下尽知。梁份说“今天下可患者，独西夷也。西夷之患，必始西陲”。他看出，“西夷之杂错西陲者，部落数十种……力敌而势均……无有能统属之者，是以苟安于无事。今日有如冒顿者，强兵习战，东讨西征……错杂塞下之夷，率皆顿首称臣，望风从命，呜呼可惧也已。”[9]梁份所说的：“今日有如冒顿者”，正是指噶尔丹，面对“呜呼可惧”的形势，梁份“忧时感事，壮怀激烈”，奋然著书，论河西地理，谈筹边方略，被称为“天下之大有心人”。《四库提要》也说：“是书所述皆是时之形势……在当时可谓留心边政者矣。”

    长城图编制的时事背景应与此相同。故长城之内，详列墩台堡塞方位，注明道里远近、士卒数目。长城之外，则指点噶尔丹等“贼彝”的行踪。从其对长城沿线驻军情况掌握的程度来看，主持编绘的人多半是朝廷，具体说就是兵部职方司的官员。康熙皇帝对噶尔丹的“跳梁”，早有布署。掌握舆图的兵部职方司备以图说，责无旁贷。职方司的官员虽在京师，但对各地的资料知之颇详。自明朝时，职方司的责任就有“咨各镇督抚军门，将所管地方开具冲缓，乃画图贴说，以便查照，随陆续开报前来”的惯例，职方司的官员可以“稽往牒，参堂稿，东起辽左，西尽甘州，每镇有总图以统其纲，有分图以析其目，某为极冲，某次冲，某偏僻，某切近敌巢，某极单弱，与一镇之兵马钱粮数目，无不毕具。不维思患预防，而各镇之地利险易，各边之兵马多寡，一开卷而洞悉矣。”[10]

    按康熙本是个对长城并不以为然的皇帝，他在康熙三十年（1691年）五月曾说过这样一段有名的话：“帝王治天下，自有本原，不专恃险阻。秦筑长城以来，汉唐宋亦常修理，其时岂无边患？……守固之道，惟在修德安民。民心悦，则邦本得，而边境自固，所谓众志成城者是也。”[11]不过话虽如此，朔漠每有军情，长城毕竟是一道现成的屏障。昭莫多战役清军尽管得胜，康熙之心未能稍安，数月之后（三十六年二月）即循长城沿线，经神木、榆林、安边、花马池、兴武，于横城渡黄河，至宁夏，亲察军务，并下令（三月）自榆林至横城设驿。可见，长城在平定噶尔丹叛乱其间仍受相当重视。

    下面再介绍一下这幅长城图的制图特点。

    首先是方向。图的方向是上南下北，读者观图的时候，好像是站在塞外向塞内看。这种画法与古人常主张的“内汉外夷”的方向正好相反。这在为数不少的九边长城图中很是罕见。不过从《事林广记》北宋东京城图，自城外向城内看的画法，以及《西域水道记》的上南下北的方向来看，方向问题在古人做图时本不是严格的。
王庸曾经指出，传统边图常不注外夷地名，“图上面画不出山川道里，只能画些番夷的衣服状貌风俗生活之类”[12]。这幅长城图也是同样，“番夷的衣服状貌风俗生活之类”画得十分生动，而长城之内，反倒一人个影儿也没有。明末的陈祖绶在《皇明职方地图·大序》中说：“九边之要，全在谨备于外，故夷出没，不可不详。”他的意思是画九边图的时候，对“夷人”的情况尤其应当表示。这幅长城图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不但画上或三五成群，或独自骑马的“夷人”形象，并补以文字，说明他们的名称、在何处游牧。
在对长城本身的描绘上，也是工笔甚精，线条绝不含糊。画工高超之外，又尽量反映长城的走向、弯屈、“暗门”、结构等真实情况。例如横城渡为宁夏黄河首要津渡，长城之下“渡者蚁集”，若“横城之津危，则灵州之道梗，则内郡之输不得方轨而北上，而宁夏急矣”[13]。而此处“长城西尽河堰，水涨则土墙皆倾……非驱石筑城，犹无边圉也”[14]。在长城图中，长城与黄河有三处相交，独横城一处两岸长城城端画出严整的墩台，很有“驱石筑城”之状，显得格外倚重。此外，在嘉峪关、镇夷、镇番、红山一带所画的长城也都独具特点，很可能反映了当时的实际情况，值得重视。
    以上所谈，仅是一个粗略的介绍，因为原图远在欧洲，此处又找不到一份清晰完整的复制品做从容研究，故图中尚有许多内容未能揭示。

[1] 翁文原载《地学杂志》民国十九年（1930年）第三期。转引自王庸《中国地理学史》，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112~113页。
[2] 见陈正祥《中国地图学史》，香港商务印书馆1973年第40页注70。
[3] 金应春、秋富科《中国地图史话》第13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
[4] M.J.Meijer：“A Map of the Creat Wall of China”，in《Imago Mundi》，1956，No.13  pg.110~115
[5] 准确的译文见葛剑雄译J.B.杜赫德：“测绘中国地图纪事”，载《历史地理》第二辑，1982年，第206~212页。关于白晋测绘长城的问题，杜赫德的记录，言之凿凿，不容怀疑。白晋等受康熙之命，“测制各省全图”，工作内容必然包括长城，因为至少自宋代开始，长城已成为各类方舆全图的必要内容，康熙全图自不能例外。我们看到，新的康熙《皇舆全图》中，长城的位置走向十分准确，同样“远胜旧图”，这正是白晋等人的功绩。
[6] 《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第321页，科学出版社1984年。
[7] 杨慎《升庵全集》，卷七十六，“百川”条。
[8] 《秦边纪略》卷三。
[9] 《秦边纪略》卷一。
[10] 《善本书室藏书志》卷十二，《九边图》卷首题奏。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商务印书馆1956年，第32~33页引。
[11] 《清圣祖实录》卷一五一。
[12] 王庸《中国地理图籍丛考》，等148页。
[13] 王家屏《中路宁河台记》，收《朔方道志》卷二十三艺文志二。
[14]《秦边纪略》卷五。

【附记】
    关于梵蒂冈教廷图书馆藏彩绘本“中国清代长城图”，台湾学者方豪在论文集《方毫六十自定稿》一文中提到他在1951年去葡萄牙、西班牙、法国、意大利、和梵蒂冈等国的图书馆、博物馆寻访流散在欧洲的中国书籍时，曾在罗马的拉特兰博物馆（Lateran  Museum）见过该图。1991年我去罗马访寻意大利收藏的中文地图，特意问及此事。得知拉特兰博物馆已于1962年关闭，藏品移存梵蒂冈教廷。但是，我查遍梵蒂冈教廷图书馆和博物馆都未发现这幅地图的踪迹。1994年，有幸再访罗马，在意大利朋友的帮助下，终于在即将开放的梵蒂冈人类学博物馆（The  Monumenti Museie Gallerie Pontificie，Vatican City）的东亚特藏部中找到了这幅图，编号为：AS10530/Vatican Museun。

    该图为绢底色绘，裱成横卷。经与梅杰（Meijer）文内附图比较，现存图的两端已经稍有缺脱，图面亦有破损。然色彩依然绚烂。图内注记有两类：边堡名称似绘图时直接墨书于绢上，另一类注记涉及长城沿线军防、蒙古部落生活习俗、山川形胜负等，均写在红纸或白纸条上，贴于相关部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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