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试论晚清道咸间边疆史地研究的勃兴
- 时间：2009-12-24 浏览: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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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科学家1998年增刊 李海勇
内容摘要 晚清道咸年间边疆史地研究成为当时的显学。研究的范围包括西北边疆史地和内地边境史地两方面。其勃兴是由社会环境、和学术环境的变化以及学术自身的流变所致。
关键词 道咸 边疆史地 经世致用
国学大师王国维曾将清代学术的发展分为三个阶段：清初、乾嘉和道咸以降。三阶段的各自特征是：清初顺康间经世致用文学大盛；乾嘉间考据学占据了学术正统；“道咸以降，涂辙稍变，言经者及金文，考史者兼辽金元，治地理者逮四裔，多为前人所不为，虽承乾嘉专门之学，然亦逆睹世变，看国初诸老经世之志。故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1把清代地理学划入历史地理学范畴的梁启超将其分为三期：“第一期为顺康间，好言山川形势扼塞，含有经世致用的精神；第二期为乾嘉间，专考郡县沿革，水道变迁等，纯粹的历史地理矣；第三期为道咸间，以考古的精神推及边徼，浸假更推及于域外，则初期致用之精神渐次复活。”2可以说，边疆史地研究的勃兴是道咸间地理学的主要变化。
一
晚清道咸间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有西北史地，内地边境史地的研究两方面。
一、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为行文方便，本文所讨论的晚清西北边疆不局限于今天的西北地区，而包括今甘肃、宁夏、青海、新疆、西藏、内蒙古等地。
晚清边疆史地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西北史地的研究，在祁韵士、徐松等人的带动下，此研究到道咸年间蔚然成风。
徐松曾因罪谪戍伊犁（今新疆）。他奉伊犁将军松筠之命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编撰了记述新疆行政、军事、地理、物产等内容的《新疆识略》。他还于1821年撰成《西域水道记》，该书仿《水经注》体例，以湖泊为纲叙述了湖泊所受之水道，旁及流域之交邑、物产、城邑建置沿革、历史掌故、民族分布等情况。他的西北史地论著还有《新注地理志集释》、《汉书。西域传补注》、《元史西北地理考》、《西夏地理考》、《长春真人西游记跋》等。徐松是道咸间研治西北史地第一人。其后，张穆、姚莹、魏源、沈、俞正燮等人纷纷投身于此。张穆为学，尤长于历史地理，他耗时十年对《永乐大典》中的蒙古史地资料进行整理撰成《蒙古游牧记》。该书对蒙古各部落游牧所在舆地形势，道里四至，历史演变，王公谱系事迹，风土人情及清廷同蒙古王公的关系等，作了详细的记述。该书是研究蒙古史地真实翔尽的资料。姚莹曾被贬官四川、西藏。他在旅途中留心搜集西藏情况，终于1847年撰成《康车酋纪行》16卷。该书不仅详载诸路进藏道里，而且对西藏的宗教制度，社会风情、习俗，诗词歌赋及民间传说等都作了详细的记载，是当时了解西藏必备的参考书。龚自珍也非常重视对西北地理及蒙史的研究。他先后写出《西域置行省议》、《御试安边绥远疏》、《上镇守吐鲁番领队大臣宝公书》等文，并提出改变以往羁縻政策而置新疆行省，实行移民、屯田、开发等主张。他还计划编撰《蒙古图志》一书，可惜未完成书稿即遭火灾焚毁。此外，沈的《西游记金山以东释》、《元史西北地蠡测》、《地道记》、《新疆私议》、《葱岭南北河考》，俞正燮的《癸巳类稿》，魏源的《圣武记》等都有关于西北史地的精辟论述内容。
二、内地边境的史地研究。内地边境地区的史地研究是该时期地理学研究出现的新现象。其代表人物是严如熠。他利用自己对川、鄂、陕三省边境情况的熟悉之便，于1822年编成《三省边备览》18卷，论述四川、陕西、湖北三省毗邻边境地区形势。全书分舆图、道路、额成勇公行营日记、水道、险要、民食、山货、军制、策略、史论、艺文等门，辑录文献并结合自身经历修撰。该书本为加强封建统治，镇压农民起义而作，但记史地沿革、风土物产颇为翔实，它开了研究内地边境（即诸省毗邻地区）史地的先河。
二
晚清道咸间边疆史地研究的勃兴标志着经世致用之学风的复活。对此前人曾有零星论述，梁启超认为道咸之际清学裂变的原因“有发于本学派之自身者，有由环境之变化所促成者。”3近入唐景升将清儒研治西北地理学的原因归结为三点：一、胚胎于朴实之学风；二、渊源于治辽金元史；三、激发于清季之外侮。4我们认为，晚清道咸间边疆史地研究的勃兴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学术环境的变化以及学术流变有密切的关系。
社会环境的变化。经过清初康雍乾三朝的文治武功，平定了蒙古、新疆、西藏、青海等地的叛乱，强化了对西北的控制，并把西北作为有罪官员的流徙之地，客观上为徐松、姚莹等有识之士提供了实地考察的机会；同时，嘉道之际正是清朝统治由盛而衰的分水岭，内忧外患如白莲教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张格尔在新疆的叛乱以及西方列强对西北边疆、东海海疆的觊觎等促使一些头脑敏锐的学者注意到了边疆问题，并企图通过追忆前朝功业，总结历史经验，以挽清朝之颓势。由此引发的研治辽金元史带动了西北边疆史地的研究。如“论述亚洲腹地和国内边疆的著作之所以纷纷出现，是因为他们重又相信学术可为政治所用……这种传统又因人们意识到清朝的软弱而重新活跃起来。”5
学术环境的变化。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为清庭学术政策的变化。雍乾时期，清庭从高压政策对待汉族知识分子，大兴文字狱，学者唯躲在故纸丛碎之中作考据工作。其后，学术限制被削弱，学者可选择现实性、针对性很强的课题而无所顾忌。其二，正如美国学者艾尔曼研究所表明的那样，在乾嘉年间，考据学受到官方乃至全社会的礼遇，学者得以参加《四库全书》等大型丛书的编撰工作，或在书院谋取讲席，或为巨贾整理藏书，均可获得优厚待遇……而道咸间由于太平天国起义、鸦片战争摧毁了考据学的基地——江浙地区，显宦巨贾争相逃命，江南的书院，藏书楼多荡然无存，……6考据学的学术环境被破坏殆尽，经世致用之实学终应运复活。
学术流变，任何一种学术思想达到一定程度就固步自封，走向衰落。考据学在乾嘉后期达到了极盛，然它脱离实际的作风既与其本身初兴时欲籍以清除羼入经书中之佛道杂说的目的相背离，又与社会需要背异，成了“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途”7的弃儿，急需经世致用的新学风来给它注入新鲜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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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载《王国维遗书》第四册之《观堂集林》卷二十三，第25、2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版。
2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卷十五第382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3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卷二十第63页，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
4 唐景升：《清儒西北地理学述略》，载《东方杂志》第二十八卷第二十一号（1931年11月）。
5 费正清：《剑桥中国晚清史》167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
6 艾尔曼：《从理学到朴学》，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7 魏源：《古微堂内外集》542页，台北文海出版社1996年版。责任编校 蒋民胜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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