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长城的施工

长城修建工程浩大，施工管理是一项复杂的事情。明代采取了“修城与防守相统一”的办法，即所在军队戍守哪段修筑哪段。现存的两通“隆庆三年（1569年）擦崖子敌台鼎建碑”记载，负责擦崖子敌台修建的官兵是太平寨路的将士，具体负责的将领是太平寨路的参将罗端和直接驻守擦崖子关的提调王杰，下级将领还有哨总杨相，把总李琦重等。太平寨路参将上面的负责人当时是东路副总兵胡守仁（万历四年始设中路，万历三年时只有东、西二路。当时太平寨路归东路管辖）。蓟镇总兵戚继光负责蓟镇全线的长城施工，顺天巡抚刘应节和蓟辽总督谭纶负责蓟、昌二镇的长城施工。现存的“万历十四年秋防沈阳工程碑”记载，沈阳营的2，500名官兵包修了擦崖子一段60丈的边墙。

长城沿线不是高山就是深谷，游人徒手上山都感吃力。在当时没有先进设备的情况下，大量的砖石物料是如何运上山去的呢？据民间传说和有关资料记载，当时主要采取了3种办法：一是人力搬运，即用人背、肩扛、筐挑、杠子抬等最原始的办法，将大量砖石物料运上山去。至今迁西一带仍有“王小二背砖十二块”的传说。传当时还采用了“递接法”，即把人排成长队，从山根至山顶依次递接。这种办法尤其适于山路狭窄的地方。二是简单的机械运输。当时已利用了手推车，在较为平缓的地方运送上百斤的砖石物料。至于搬运上千斤的大条石，传当时采用了滚木、撬棍以及在山上安置绞盘的办法。在跨越深沟狭谷时还采用了“飞筐走索”。三是利用动物运输。在迁西一带有利用善于爬山的山羊和毛驴运送物料的传说。

修筑长城需要足够的人力。明代以前主要靠戍防军队、强征民夫和发配的充军犯人。秦始皇长城即是大将蒙恬率数十万大军和强征的50万民夫修建的，“孟姜女哭长城”的传说就是在这一社会背景之下出现的。北齐天宝六年（555年），朝廷曾征发180万人修筑幽州夏口（今居庸关南口）至恒州（今山西大同）的900里长城。隋朝也曾数度征发。由于男人被征尽，最后连寡妇都被强征上去了。历次修建不知葬送了多少人的生命。因此，唐朝诗人贯休有《杞梁妻》一首极道人民疾苦：“秦之无道兮四海枯，筑长城兮遮北胡。筑人筑土一万里，杞梁贞妇啼呜呜。上无父兮中无夫，下无子兮孤复孤。一号城崩塞色苦，再号杞梁骨出土。”明代吸取了前代教训，改变了强征民夫的做法，主要是依靠军队。这一点，我们通过迁西县政协2007年5月编辑出版的《迁西石刻?边塞篇》可以看得很清楚。

修筑长城需要大量的建筑材料。从现有资料看，明代，除木料因“近边绝无，俱百里外取之”（见戚继光《创建台工》）外，大部分材料都是就地取材。“台基用石，但方石恐难猝得，碎石势必不固。有石便用石，不便则用砖，有胶黏好土则以三合土为之，各从便求坚”（见戚继光《议筑台规则》）。今境内石厂村即当时的采石之地，其村名亦由此而来。2006年春笔者经过石厂村时有村民介绍说，村边的一块地下至今仍埋藏着大量石料，都是过去修长城、修寺庙时遗弃的，其中有的是半成品，每到寒冬腊月都有村民来此挖取，谁也说不清到底埋了多少。1982年春，笔者见铁门关之南杏儿峪南沟（窟窿山北侧之山谷）也有许多遗弃的半成品石料。砖瓦和石灰也是就地开窑烧制。榆木岭村民梁会明说，村民郭义家挖地基时曾挖出两座长城砖窑，现在该村周围没有黄土，据说都是修长城时被烧了砖。据《文物春秋》1998年2期登载的《与长城有关的遗迹调查》一文，境内长城沿线许多村庄都发现过砖窑、灰窑遗址。西城峪村黄土台地上有砖窑遗址9处，董家口有砖窑遗址3处，同时在这两个村和大岭寨等地还发现了多处古石灰窑遗址。县文管所所长顾铁山同志介绍说，1986年，大岭寨村民王景林在自家后院挖窖时挖出了一块刻有“左三”字样的长城砖，于是一座明代长城砖窑便被发现了。1991年，中央电视台《望长城》剧组来到大岭寨，县文管所随即进行了发掘，发现窑内竟完好地保存着403块长城砖。结果公布后，被考古界称为“长城第一窑”，在全国引起轰动。1993年，省市县文管部门又对“左三窑”周围进行了详细勘察，在一个被当地人称为“窑坡”的地方发现了7座长城砖窑。专家由此结论，这里是明代修建长城时的一个庞大的砖料基地。大岭寨、董家口等地现存的一些碑石上明确地记载着负责施工、备料的负责人姓名，如“总管修”某某、“协同管工”某某、“管焙造砖处”某某。这说明，当时还设有备办材料的专门机构和专门人员。

自隆庆三年（1569年）至戚继光南调之前的这次修筑，是蓟镇长城筑修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修筑，也是长城防御体系被推进到最完备的一次修筑。而在戚继光之后，蓟镇长城虽也有过多次修建，如擦崖子、榆木岭、董家口、龙井关等，但多属局部修补。明末，长城修建宣告结束。清朝和民国年间虽利用过长城，但从未修筑过长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