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蓟镇与宣府镇

   
    明朝初年，基于国防需要与风水因素，对燕山山脉采取封禁的政策。永乐二十二年(1424)秋，仁宗即位后曾局部开放，以便于百姓柴薪之用[3]（卷2上，永乐二十二年九月乙亥条，P.3b）。洪熙元年(1425)七月，宣宗又明令黄花镇东至红螺山一带，距离天寿山已远，允许百姓樵采[4]（卷3，洪熙元年七月戊寅条，p.12b）。然而，即使禁山的范围缩小，由于燃料、建材等利益可观，在正统以后军民盗砍禁山林木的情事层出不穷，这种情况在十五世纪末以后更加严重。因此，不断有官员上奏提到禁止砍伐边山林木的问题[2]（pp.23～37）。

    而为避免长城一带树木一空，有利于蒙古骑兵南下，早在正统元年(1436)，湖广布政司检校程富曾建议沿边应“广植榆柳”，以遏阻蒙古人列骑而行[5]（卷15，正统元年三月庚寅条，p.12a）；正统十四年(1449)，翰林院侍讲刘定之也建议于边关“多植榆柳，以制奔突” [5]（卷184，正统十四年十月乙亥条，p.24a）。但这些建议并未产生实际效果。弘治六年(1493)，兵部尚书马文升于奏疏中又谈到：国朝初年，自山西偏头关、雁门关、紫荆关，经居庸关、潮河川、喜峰口，直至山海关一带，“延袤数千余里，山势高险，林木茂宻，人马不通”，但后来渐次消失，“万一有警，将何以御？”[6](卷11《禁伐边山林以资保障事》，p.4b～6a)问题是：自明中叶以后，社会上物质享受日益提升，饮食燃料随之增加，加之上流阶层崇尚高屋华厦，京城附近寺庙又大量创建，使得建材和燃料的需求与日俱增，也为数十年才能长成的树木带来严重的危机[7](pp.150～151)。

    同一年，平江伯陈锐上奏谈到：居庸、倒马、紫荆、山海诸关，黄花、密云、古北口、喜峰诸镇，山木为人砍伐，险阻变为垣途，虽常差官点视，还是不能遍及。因此建议：尔后巡边大臣应会同巡关御史及镇守太监、巡抚等官，至各地踏勘，将何处应该植树，与何处可增墩堡、何处可置沟墙等事，一起列入设想考虑。疏下兵部，兵部覆奏，从其所议[8](卷76，弘治六年闰五月戊午条，pp.15a～b)。 但其宣示性意义可能要大于实效性。故弘治九年(1496)，工部在议覆管理山厂右侍郎彭礼的奏疏时又建议：倒马、紫荆、居庸、密云、山海等关，及顺天、永平、真定、保定等府，可以栽种树木之处，宜行文巡抚、巡按、巡关等官，严行督率所属，于次年三月内栽植杂树，每年春天于空闲处所逐一补栽，不得虚应故事。至二、三年后，令阅视边关官员点视，以备不时之需。议上之后，孝宗亦从其所议[8](卷120，弘治九年十二月乙未条，p.5b) 。弘治十七年(1504)，巡按山东监察御史余濂巡视辽东后，也曾建议于辽东边境植树，内言：“辽阳迤南三堡，相距七十余里；蒲河至于铁岭，相距八十余里，肆行品字，种柳三十余万，浇培活发，数年之后，当为渖限。”兵部尚书刘大夏覆奏，朝廷命再行议处[9](卷10《定兴革二》，p.32a) 。但后续情况不明。

    不过，自弘治年间起，朝廷虽下令边山造林，但成效并不好，故朝廷还是不断命巡关御史要勒令边将补栽。正德十六年(1521)，给直隶巡按孙元臣巡视居庸关的勑谕上，就有“已经砍伐者，督令趁时补种，务要林木稠密，以资障蔽”[10]（《居庸关志》卷6《章疏》，p.123）之语。嘉靖二十六年(1547)，命御史王士翘巡关，及任张元勋为居庸关都指挥佥事的勑命，亦均有同样的文字[10]（《居庸关志》卷5《制勑》，pp.92～93）。而此在巡关御史的奏章中亦时谈及。嘉靖四年(1525)，巡关御史浦鋐《巡居庸关条约》亦谈到：“如有空隙堪植树木地方，亦要以时栽植”，每月月终将“栽植树株数目，通行开报，以验勤惰为黜陟”[11]（卷4，《巡居庸关条约》，pp.40b～41a）。

    至于种树方面，嘉靖四年，浦鋐在《陈言边务事》言及居庸关至龙泉关一带，补栽过杂木2万8000株[11]（卷4《陈言边务事》，p.51a）。嘉靖四十五年(1566)，蓟辽总督刘焘题请“申饬边工、斟酌缓冲，以求战守万全”，兵部复议时建请于边关禁山一带，“栽种树木，以固藩篱”，命蓟辽总督刘焘、都御史耿随卿、巡关御史杜从易与兵备佥事张问仁，会同守备太监张保山，至边关禁山隘口踏勘，“稍候冬初，各将应用树株，相地栽种。务使错杂成行，培植如法，足以限隔虏马，方为长计。”奉圣旨：“边山树木，着通行各镇，栽植培养，如有私伐的，重行禁治。钦此！”[12](卷560，嘉靖四十五年七月壬寅条，pp.1b～2a) 就在这一年，刘焘命军士在昌平、黄花、横岭三路，栽植了柳木等树6万3662株[13](卷6《经略考?昌镇经略?杂防》，pp.147a～b)。 其中，昌平道横岭路参将杨镗，带领士兵种了1410株[14](卷7，《钦奉圣谕疏》，p.7b)。

    隆庆元年(1567)，吏科给事中郑大经条陈蓟镇守御之事，又建请蓟镇各路多植榆柳以制敌[13](卷7《经略考·蓟镇制疏》，p.155b)。 次年(1568)，顺天巡抚刘应节又题请居庸关以东全面栽植，奏文内称：“国朝建置，自山海抵居庸，率藉三卫作藩，据林木为固，”故边关林木有严禁砍伐之令，他认为“欲固守边圉，则莫如复山林之险”。但蓟镇地方人烟稀少，要以一方之力，完成种树之事，实有其困难，故建议由北直隶各府协力促成。除广平、大名二府排除外，如顺天、真定、保定、河间、顺德、永平六府，勑令保定巡抚衙门，督令所属地方，采取容易生长树木，柳木以高五尺、径围三、四寸为准，每府出办万株，每州出办七、八千株，每县出办五、六千株，动用官银雇车，运送至各镇，分别栽种，若栽种不活者，仍令陪钱补种。沿边军人，亦令各提调官督促，每名种树百株。若有任意砍伐者，则治以重罪[13](卷7《制疏考·蓟镇经略·题奏》，p.160b)。兵部会议以为可行，穆宗即降旨准照所议植树[15] (卷16，隆庆二年正月戊辰条，p.6b) 。当时，蓟镇“沿边墙内外虏马可通处”，俱发本路主客军兵，种植榆柳桃杏。在蓟镇边关栽树之后，刘应节题报密云道、蓟州道、永平道栽过榆柳树株数，种过桃杏等种子石数，总计共栽植榆柳928万487株，桃杏等种子556石5斗（参见下表）。这是明代在边境上最大规模的一次种树举动。若加上前此刘焘命军士在昌平、黄花、横岭三路所植，合计起来燕山山脉共种了934万4099株榆柳[13](卷6《经略考·蓟镇经略·杂防》，pp.144b～145a)。

     然而，与修筑边墙相比，种树无法迅速立竿见影，因此边将多半不积极。隆庆三年，屯政总理庞尚鹏曾指出，修边墙固是防御长策，但繁植林木与筑长城相比，“其势壮于十万师，其险踰于山川丘陵。”此事边臣尽皆知之，但无人“毅然身任其责”，原因很简单，边墙的工程以丈、以尺评比高下，将领以上皆汲汲于掌握进度避免诘责，哪里肯花心思在培植林木上面？而且，即使今日自己辛劳栽植，长成后往往在别人任上，故多半置诸度外。他觉得边墙率多完固，所需者仅是补葺而已，故修边墙固不可废，而植木更是紧要，建议行文督抚衙门，通行守备、总兵、参将等官，各照所驻扎地面，凡是边墙外的山崖、空旷处，广种榆柳枣柿之类树木，使其彼此联络，各横阔十余里，每年以种树之多寡，做为边功之优劣，巡关御史即通行委官查验，分别好坏加以奖惩。并严行禁约，不准随便砍伐，则数年之后，“千里成林，而虏人绝南牧之路矣。”比起修墙之劳苦，这不知简单多少倍？而且，边墙倾颓了又要再修，林木只要“培其根柢，日渐长养”，不到十年，即隐然有虎豹在山之势。至于边墙以内，“各有险隘之地，如两山对峙，峭壁危立，仅可单骑通行，即相度地，宜厚植林木”[16](卷2《酌陈备边末议以广屯种疏》，p.18a～20a) 。兵部覆奏，认为种树当如奏，穆宗报可[15] (卷29，隆庆三年正月癸巳条，p.13b)。

    戚继光的态度，或许可以代表军人的想法。隆庆二年(1568)，戚继光奉命北调，镇守蓟州、永平、山海等处，他在到任后发现，“蓟镇急务，惟有四事，曰建台、曰练战、曰营田、曰种树。”对于建台与练战，他觉得应该继续；至于拨军营田，多在百余里外，他觉得不可行。而对于朝廷积极进行的种树，也持反面的立场，其理由为：

 栽树遮虏，今已为奇策焉。不知木多生险难迹稀之处，牛羊践踏之所，未有易生者。若沙河石岸，又用何法栽种？见今口外林树如织，未见止却虏马。北方风寒土燥，虽有树木，竟是稀疏。不比南方土湿雨多，藤木纠缠，猿猱莫扳，此其一也。况惟柳榆易栽，而山险之地，栽难必茂，此其二也。 [17](卷3《蓟镇急务》，pp.106～108)

 戚继光反对的理由有几个：首先，他认为边山险峻、河岸多石，种树不易；其次，边墙之外多森林，并未能阻绝蒙古入犯；其三，北方气候与南方不同，寒冷而干燥，即使种了也不茂密。因此，戚继光的结论是：“栽木、营田两者，诚未见其可也。” [17](卷3《蓟镇急务》， p.108) 他的看法系根据经验而来，自然有其道理，然而种树已成为政策，即使他认为不切实际，大概也只能遵照执行。姑且不论种树是否真能却敌，其对于直隶边山而言，这总是对山林所做的若干保育。

 有鉴于守边者对种树兴趣不大，官员乃不断奏请或力言种树之益处，如隆庆三年直隶巡按御史房楠《申饬种树疏》奏言边关种树有七利，其一为“三载成林，虏入犯不能齐驱”；其二为“俟其半入，或以短兵相接，以火器交攻”；其三为“遇敌不逃，撼之不动，即添数万甲兵”；其四为“内有敌台，外有多树，虏踰重险，必延时日，而我策应之兵至矣”；其五为“叶落可以供爨，果实足以充饥”；其六为“一旦穷塞变为乐土，孰肯逃去”；其七为“边树、边墙交相为守，而主兵若复练焉，其势似可支持，入卫之兵料可议减”[13]( 卷7《制疏考?蓟镇制疏?题奏》，p.178b)。 以上所言诸多好处，除可阻碍蒙古骑兵并驾齐驱、制约其行动速度之外，林木可做炊爨燃料、充饥果实，从而减少军士逃兵的可能性；如此一来，守边军士的员额与粮饷也可以减少。由于种树有了初步成果，故房楠在隆庆四年(1570)条陈：永平、昌平、蓟州诸路“种树已成，严行地方守视”[15] (卷44，隆庆四年四月己未条，p.10b)。 《四镇三关志》所载蓟镇栽培林木条约有云：

 蓟镇先年恃属夷为藩篱，林木为险阻，近经题请栽种树木，承委大小官员，已蒙钦赏。但报种者未必实数，而生活者旋复焦枯，不得已姑容补种，听后查核，而各路大小将领及原委人员，仍复泄泄，怠缓坐视。每岁各兵备道即分投委官，严查某路原栽树若干，生死若干，续又领银，买到桲栳子种，种过若干，原系何人管理，严限补种。仍省令不许一人擅入樵采，及每岁终烧荒之日，不许纵火烧毁。违者，拿来照例问发烟瘴地面充军。每春初派种一次，每岁终查核具奏。[13](卷6《经略考?蓟镇经略?今制》，p.97a)

 在此一条约中，谈到前此所报的栽植数，未必即为实际种树数字，而且栽种的未必就能存活，故后来允许如数补种，再听候查核。兵备道每年查核各路种多少、活多少，再依此领银买桲栳子，每年春初派给种子一次，令管理之军士按实补种，年底时复查上报。但将领对此并不积极，常敷衍了事。由此推测，此次大规模造林之后，树木的生长情况可能不会太好。

在永平、昌平、蓟州各处栽植林木之后，天寿山陵区也受到注意。隆庆五年(1571)，蓟辽保定总督刘应节等谈到，“山陵重地，欲修筑墙墩，以固封守，而风气所关，不便兴作，宜令内外守备，多植树木，以助保障” [15] (卷54，隆庆五年二月戊戌条，pp.1b～2a) 。同年，顺天巡抚杨兆亦建议于天寿山山前一带，东自蟒山头起，西至西小红门西场头止，“沿山内外，逐一踏看，栽松柏、桲栳、榆柳等”[13](卷7《制疏考·昌镇制疏·题奏》，pp.278b～279a)。万历初年，朝廷给黄花镇参将蔡勋的勑命，也令其在天寿山附近处所，“设法禁养树木，杜绝贼路”[13](卷7《制疏考·昌镇制疏·诏勑》，p.60a)。甚至有官员建议将此推行至近京地面，以防虏骑驰骋直下。隆庆四年，兵部条奏畿辅近边防御十事，其“栽植树株”云：“畿辅内地，平衍空阔，虏骑得以长駈，宜于各城堡外多栽树木，不惟利民，且因可以捍虏”。[15] (卷41，隆庆四年正月乙亥条，p.2a) 万历三年(1575)，俞大猷也建议京城四面三十里之外，“将民间园地，周围各五里之远，暂免租税，责令各管园地之家，种植榛栗枣梨桃柿等菓，纵横一丈，植菓一树，九九斜连，如阵如队”；每县设县丞一员，每州设判官一员，专理种植果树之事，并行文抚镇、守巡等官督查。数年之后，“森然成林，菓利归民，官府不问，新设之官裁革，租税照旧”，则即使鞑靼南下，“藩篱重列，马难驰突”[18](卷7《为伏陈战守要务以备采择疏》，pp.2b～3a) 。后来这一建议是否执行，则不太清楚。

边关植树已成既定政策，故历任督抚每每重申此事，如万历十一年至十三年间(1583-1585)，张佳胤在蓟辽总督任上，就曾经命各路军士在沿边栽种枣栗[19](卷6，《复抚按边关十议》，pp.17a～b) 。由于此举对国防及民生均有益处，万历十六年至二十年间，袁黄在顺天府宝坻知县任上，曾于答复巡抚、巡按的条议中，强调“广种植之厚利”，认为应令守南台军兵，各于附近山场，画界而后授以树株，给以资本种树，责令其成功；次年春天，再派遣官员巡视，有懒惰不植者，罪责发配边卫，辖区地面有三成以上未种者，军官以不称职罢免，参将及兵备道，亦依序连坐。其余屯种区田者，也各给予一园，听任其种植枣栗梨杏，园地周围皆令种树，使其纵横交错，三年之后，果树林木长成，“戎马难驰，此金汤之固也”[19](卷6，《复抚按边关十议》，p.17b)。 另在致信座师杨起元时，亦强调若“近边山上，皆植枣栗，分授台军，使为永业”，数年之后，树木蓊郁，则戎马难驰[19](卷9，《再答杨复所座师书》，p.27b)。 直至万历三十七年(1609)，兵部议覆御史刘光复安边诸策，其“勤树艺”项下仍云：“各边旷地，尽树以枣、栗、榆、柳等木，其成熟以救凶荒，其纵横以限戎马。”神宗命着实举行，不得以虚文了事 [20] (卷464，万历三十七年十一月辛巳条，p.1b)。