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保护调研”与其他调研最大的不同，在于它创新了宣传形式。在传播的渠道控制和信息的源头控制两方面都为记者提供了“深度服务”，才打赢了一场漂亮的宣传战。

　　在传播渠道控制方面，长城保护调研的宣传工作由全国政协新闻局局长带队，邀请了10位记者同行采访，并在每个省区都组织了一场“媒体活动”，由随行记者和当地记者一起采访调研组的委员、同行专家、地方政府负责同志、基层文保工作者，并在调研现场邀请委员、专家接受采访，在同一时间内由不同媒体同时报道同一主题，在调研进行过程中持续扩大社会影响，使调研的社会效益达到最大化。

　　在信息的源头控制方面，他们充分发挥了文史和学习委员会办公室对委员的熟悉和对长城情况的熟悉优势，仔细分析“长城”的“新闻点”，在调研路线设计、新闻点的发布时机选择、典型新闻人物事件的选择等方面，精心挑选出了几个“新闻点”，为记者们提供具有“传播势能”的“炮弹”？

　　这才是“长城保护宣传”成功的关键。他们是如何找到“新闻点”的呢？

　　为了给随行的记者提供有传播价值的报道线索，调研的组织者们首先把目光投向了长城本身，在国人对于长城的固有印象中，寻找与长城保护现状之间的巨大落差。

　　他们发现，一提到长城，一般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内蒙古处于长城以北。

　　但是，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处提供的材料显示，内蒙古有战国、秦、汉、北魏、金、明等多个时期的长城。而且，内蒙古长城的总长度居全国之首，约有7400多公里。于是，第一个给记者提供的“新闻点”找到了:“内蒙古不仅有长城，而且内蒙古长城的总长度居全国之首。”这条消息经过媒体的放大，不仅普及了长城的有关知识，而且巧妙地利用了问题的答案与读者的知识储备之间的巨大落差，使报道产生了巨大的传播势能，引起读者关注。

　　仅仅提供“新闻点”有时候还不够，还要找到能体现“新闻点”的典型事例。经过与地方政协同志的反复沟通，调研的组织者们选中了一位当地的牧民敖力。

　　敖力的家在内蒙古四子王旗，他家的附近有一道土梁，那是一段典型的土长城，历经千年雨雪侵蚀、水土流失，已不复当年雄姿，如果只是近观，它与一般土丘无异……当随行的记者采访这位住在长城边上的牧民时，当他知道家门口的那道土梁就是教科书里的长城时，这位内蒙古四子王旗的牧民发出了由衷的感叹:“我们家祖祖辈辈都住在这土梁旁，没人知道这是长城，跟电视里北京的长城也不一样啊！”

　　“跟电视里的长城也不一样啊！”这一句话就让国人知道了“北京八达岭长城”并不是长城的全部，与北京、河北、辽宁等地的长城不同，这条奔腾在崇山峻岭间的巨龙在西部的部分是就地取材、由黄土夯筑而成的。

　　“应该把西部长城遗址的现状告诉公众，激发公众的保护意识！”这是调研组织者在选择考查点的时候考虑的一点。

　　科技的最新进展里，也被他们找出了“新闻点”。

　　2010年底，经过四年多的普查，国家文物局长城保护工程有了阶段性成果，公布了一系列普查成果。这里会不会有值得报道的“新闻点”呢？

　　在仔细研读、反复研究文物部门提供的大量材料后，调研组织者选择出了一个值得报道的数字:我国的长城资源分布于15个省区市；其中，明长城墙体总长度为8851.8公里，秦汉及早期时代长城超过1万公里，总长度超过了2.1万公里。

　　调研组在准备向记者提供的采访背景材料中，重点推荐了这个公布不久的数字。

　　“万里长城不仅仅万里长，它的实际长度是两万多公里！”简单的一条背景材料，因为与读者的知识储备之间存在巨大差距而被记者多次引用，形成了一个舆论热点。

　　找到能体现“新闻点”的典型人物，也是记者们报道的热门。

　　在向中央报送的《关于长城保护工作的调研报告》中，有一部分专门谈到了“长城保护队伍极为弱小”:在大多数地方，主要依靠从当地农民中招聘的业余长城保护员看护长城，而这些长城保护员的专业知识、管理能力和装备配置严重不足，待遇水平也极低。

　　待遇水平有多低呢？经过反复沟通，他们选定了一位典型人物:56岁的谢军。谢军是内蒙古自治区清水河县北堡乡口子上村村民，他家的窑洞就挖在长城墙体上，小院子墙上挂着烫金的招牌:“长城保护站”。他负责巡护的长城有两段，一段5公里，另一段17公里，两段长城边都有他家的地，他一边侍弄田地，一边看护长城。后来的报道中说:像谢军一样的长城保护员在清水河县还有15位，每个月给300元补贴。而这300元的补助费，“仅够他们进城汇报工作的往返旅费。”

　　调研组织者选定“谢军们”的出场，让“长城保护”这一概念，从专家学者、论文研讨一下被拉低到生于兹长于兹的长城沿线群众:他们才是长城最切实的保护者。

　　这一观念也随着“谢军们”开始走进了寻常百姓家并普及开来。